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件，这件事即是杨福假冒当时权势熏天的御马监太监兼提督西厂汪直巡查南方之事。

《后宫》中的汪直剧照

杨福，江西人，曾是崇王府内侍家中的奴仆。曾经跟随他一起进入北京，可能见过汪直。后来，杨福离开了这个内侍。在经过南京时，顺便看望朋友。两人交谈间，这位朋友说他的样子跟时下炙手可热的太监汪直非常像。杨福也是一个胆大之人，便决定假冒汪直，并且让其朋友扮作锦衣卫校尉，为其开路。他们一路乘坐官方驿递，从芜湖县历经常州、苏州直到杭州府，又从杭州抵达绍兴、宁波等府。沿途所过的省、府、州、县，当地官员谄媚奉承，唯恐落后于人。即便浙江市舶司的宦官也没有怀疑，对其非常畏惧。甚至沿路之上，有百姓向其喊冤，递送状纸，而他也时不时地审理一两个案件。

后来又一路行至台州、温州、处州以及建宁、延平等府。在这一过程中，杨福每到一地就操练军马，盘查钱粮，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威势。虽然一路之上，他假装廉洁，并没有接收多少财物，但是其朋友以伪校尉的身份暗地里却大捞了一笔。到达福州以后，杨福假装有圣旨宣布，福建布政司所设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官员以及其下属的府、州、县各级官员皆恭谨迎候，唯恐怠慢。凡是有忤逆其意的下层官员，杨福即命人以刑杖将其毒打一顿。最终，杨福因为无官方文书被镇守太监卢胜等所识破，将其捉拿、押解至京师，按律问斩。

一个假冒的太监，没有任何身份凭证，甚至也没有带多少随从，竟然能够大摇大摆地从江南各府一直行至浙江、福建等地，连各地方大员都没有怀疑。更骇人听闻的是，他竟然可以在没有任何凭证的前提下，随意调集军队，盘查钱粮，更是连假造的圣旨都没有被发现。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也经常被后世史学家提及。如果他要召集军队造反，如果他是其他国家或造反势力的内应或间谍，又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明宪宗像

《明宪宗实录》称：“直势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扰害人。”即当时汪直权倾朝野，天下畏惧，所以小人假借其声势，祸害地方。汪直是明朝历史上与王振、刘瑾、魏忠贤齐名的四大太监之一。他在成化年间深得宪宗皇帝喜爱，被委任统领西厂，掌管锦衣卫，刺探天下事务，其权势之大当朝无人可比。三品以下官员可以随便捉拿，侍郎以下见到他磕头如捣蒜，就连内阁大臣如商辂、马文升、项忠等都因其被罢免。宫中有梁芳、韦兴等太监，朝堂之上有王钺、陈钺等大臣，监察机构中有戴缙等御史，锦衣卫中有韦瑛等爪牙，其党羽遍及宫廷、朝野内外。稍有不如其意的，便会想方设法构陷，捉拿至锦衣卫狱，严刑拷打。史书中称：“汪直开西厂，行事大肆罗织，屡起大狱。势焰熏灼，人不敢言。”

杨福敢于这么做，就是吃准了众官员的心思，他们不敢得罪汪直。如果是假的，大不了浪费点钱财；如果是真的，招待不周的话，很可能就会得罪汪直，最终不是死于锦衣卫之手，就是被罢免官职。这么多官员，尤其是布政使司一级的官员，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他们也不是心思简单之辈，不可能没有任何怀疑。但是考虑到上述的这种真、假成本对比，最终还是选择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江南的官员将其当作为真的汪直，后来浙江、福建的官员必然也已经收到他们的通知，也就不会再怀疑其身份了。

而汪直以前确实也曾来过江南一带，当时招待不周的官员，都遭到了汪直的报复。如成化时的镇江府知府黎福，为人正直，不畏惧权势。汪直来江南时，声势浩大，黎福称病在家，没有去迎接他。汪直因此恨上了他。后来汪直便因小事将黎福罗织其中，将其捉拿入锦衣卫狱。

明朝锦衣卫

除汪直本身的原因外，明朝中后期假冒官员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杨福之事只是其中之一。明朝称这种现象为“诈假官”现象。参与假冒官员的人多是曾经在官员体系中工作过的人，如胥吏；或者是与官员有过交集、存在宗族亲属关系的人，如锦衣卫差官的家人；更有一些是在山河湖海中流窜的盗贼或地方无赖。

他们假冒的官员多是一些差官。像朝廷派遣至各地处理临时事务的钦差，锦衣卫派到全国各地捉拿罪犯的缇骑，朝廷外出采购或者巡视的太监。

还有一种形式是直接伪造官员的印信、钦差配戴的敕书、使用官方驿站所用的凭证，从而获得私利。

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逐渐发生转型，国家礼仪等级制度逐渐崩坏，人口流动也逐渐频繁。民间对于权力不再如以前那么敬畏，像很多官员所用的官职在民间会被用于称呼一些底层的职业。而像响马贼这样的一些盗贼甚至被文人称为一种职业，说明这样的群体相当普遍。假冒官员的现象就是伴随着这种变化而出现的。

当然，地方官员的腐败、不作为和明哲保身更是这种现象得以大量形成的温床。如果这些官员敢于诘问杨福的文书凭证，敢于在没有得到凭证的情况将其捉拿上报，这种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而这种牵连至好几省的假冒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又反过来说明了地方官员明哲保身、不作为是一种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1、《明宪宗实录》。

2、（清）査继佐著：《罪惟录》。

以史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