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中，芮小丹与丁元英曾去过耶路撒冷，有过一段关于救主的讨论，在改编的电视剧《天道》中这一段已经被删掉。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三大宗教圣地，历史在这里沉积了太多的哀怨与仇恨，也凝结了太多的祈祷、叹息、鲜血、眼泪。

丁元英说：“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打了十年，而在本世纪巴以冲突就打了50年，什么样的民族能承受这样的苦难？可上帝和真主都没能拯救他们，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里让人明白这个真理真相。”芮小丹说：“我不来也知道，原本就没什么救主。”

在这本小说中，关于主、救主、救世主，全文多有提及。根据小说的逻辑，丁元英这样认为，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农民一直生活在一种弱势文化之中，那是一种渴望救主的文化。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

比如，乐圣公司控股格律诗不正当竞争的时候，三个股东就选择了退出，本质上也是由他们根植于他们内心的弱势文化导致的。我们可以从乐圣公司的董事长助理赵青与蒋律师的讨论中看清楚这一点：

赵青问：“叶、冯、刘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蒋律师解释道：“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的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一直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这一段实在太精辟了。中国人一直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总是渴望青天大老爷的观念，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还有疑罪从有的观念，也甚至可以说这些观念就是导致农民生活在弱势文化之中的原罪。

丁元英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农民期待救主的文化，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一种幼稚的思维。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在王苗村，丁元英如是对农民说到：“咱们翻开历史看看，从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这话在这儿讲有点转文了，具体到咱们当下这事，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己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

在法庭上，肖亚文重复了丁元英的观点：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