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0，庚子年，世界正值多事之秋。

在中国，庚子无好年的说法深入人心。国人之所以对庚子年没有好印象，很大程度上跟两个甲子前，那一个著名的庚子年和那一次天量的赔款有关。

19世纪末，正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大批的传教士纷至沓来，深入中国各地传播福音。中西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无可避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应该说，这些西方传教士大多是品行高洁之士 ，但害群之马也是有的。他们与地方上的劣绅互相勾结，侵占平民百姓的田产。

在此背景下，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神父。将文化冲突升级到国际纠纷。

一开始，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是持否定态度的。各地政府都份纷纷派兵打击义和团的乱民。

但1900年前后，慈禧本人的态度出现了变化。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彻底撕破了脸。眼见二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慈禧动起了废帝立新，换个听话的皇帝的心思。不过，她的这个想法却招致了李鸿章在内的多数朝臣的反对。

但是，对慈禧而言，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大清内部，而是来自于西方列强。他们不断向慈禧施加压力，反对废掉光绪。

在西方人的眼里，老迈的慈禧和她身后的保守派，守的是小农经济的旧，不利于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

而改革派的光绪帝，以及在他支持之下的洋务运动，则有利于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对于洋人的干预，慈禧相当恼火，却又发作不得。

1900年春，有人将义和团的大法师引荐给了慈禧太后。在观看了拳民表演的神功后，慈禧当即拍板，召义和团入京，匡扶清室、打击洋人。

慈禧这个老江湖当然不会相信什么刀枪不入了。不过，义和团的成员毕竟有20万之众，其背后的民心可堪一用。如果能给列强一点color瞧瞧，让他们有所收敛，也是好的。

义和团开始在北京攻击教民、焚烧教堂。把好端端的一个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也是一片风声鹤唳。

在慈禧多方推脱、迟迟不肯派兵镇压的情况下，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八国组建起5万人的联军，准备动武了。

1900年6月21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炮台。同日，清政府发布慈禧太后的诏书，号召全国军民与西方侵略者们决一雌雄。

但各地的总督们并不愿意陪慈禧疯，他们签订了“东南自保”协议，抄起双手作壁上观。因此在战事开始后，与京津守军并肩作战的，只有“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可惜，义和团的护体神功只骗得了自己，洋人的枪炮没长眼睛，瞧不见他们身上的光环。不过，普通的拳民虽然愚昧，但并没有某些史家渲染的那样蠢。他们没有前赴后继，而是一触即溃，迅速作了鸟兽散。

联军一路摧枯拉朽，很快逼近北京。

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从紫禁城到颐和园等几大皇家园林内，被抢走的珍宝不计其数。其中圆明园在英法联军之后又遭劫掠，终成废墟……

这个结局其实一早就注定了。就连光绪帝都看得很清楚，一个日本都搞不定，何况八国?

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以卵击石，向列强宣战呢? 唐德刚先生的研究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收到了一个假情报。误以为西方各国要逼其退位，由主张变革的光绪皇帝亲政。

老西认为，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因为，在慈禧的眼里，只有权力才是永恒的。

这场悲惨、屈辱的闹剧，史称“庚子国变”。

赔多少的问题

战败之后，慈禧太后改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权负责与各国协商议和。李鸿章其人身后骂名滚滚，但以当时的情形而论，清廷实际上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易地而处，谁也难以保证可以做得更好。

在那个时候，海牙法庭还是没影的事，国际上盛行的是丛林法则。美国人或许是当时唯一主张“公平”谈判、索赔，避免使大清国遭受灭顶之灾的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脱胎于英国殖民地的新兴国家，美国并不像英法那样热衷于抢夺殖民地。它更愿意通过商业竞争而不是武力征服来攫取利益。

那时的美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经济高速的发展，使得国内市场很快趋于饱和，所以必须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国则是最好的目标。海权论鼻祖马汉就曾强调：“美国必须在争夺中国市场中取得领导地位”。因此，作为后来者，美国对清廷的诉求一直是“门户开放”。如果政府破产倒台，大清陷入内乱甚至落入日俄之手，显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能涸泽而渔，是美国人的指导思想。

1900年12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让他游说各国谈判代表，将赔款额度保持在大清国有能力支付的范围内。

那么，到底多少是合适的额度呢？美国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推算出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支付超过1亿5000万美元的赔款。所以美国代表提出，这个数字应该是赔款的上限，不能再多了。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比不了现在，还没有当上西方的盟主，它的提议被否决了。

最后达成的赔款额是白银4.5亿两。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很简单，中国当时的人口是4亿5千万，每人才一两银子，总该赔得起吧?

当然，这笔款肯定是没法一次性赔付的。总共分39年付清，年息4%，本息合计9.8亿两。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

退款兴学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堪称史上第一。不过，这笔巨额赔款最终没有如数赔付给列强。后期的赔款陆续被减免和退还。

美国是第一个决定退还“多余”赔款的国家。

1908年5月2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关于退还部分庚款的法案，决定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庚子赔款中的浮溢部分。

从1909年开始至1946年，美国总计退还了3493万美元给中国，约占全部赔款的63％。

在美国开了先例之后，英、法、意、荷、比、俄六国也因为各种原因逐渐加入退款的行列之中。根据统计和记载，七国的实际退款金额共计10589万美元(不包括苏俄)。

这其中德、俄两国的情况有别于其它列强，差不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德国因为在一战中失利，只能被动放弃向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追讨赔款。

而俄罗斯则是因为国内变了天。1917年的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给中国送来了银元大礼包。作为一个孤立的新生政权，为了改善外部环境，苏俄在1918年7月宣布无条件放弃追索中国所欠4586万美元之赔款。

各国退还赔款时不约而同，大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

日本较为特殊，因为后续中日之间冲突不断，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退款实际上并没有落实。一直到后来，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之后，日本政府才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赴日留学项目。

美国的退款兴办了清华学堂以及其他12所教会大学。其中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4月，是留美预备学校，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也就是现如今名满天下的清华大学的前身。

英国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英国参与办的教会大学。

法国资助了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校，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

……

这些学校有别于当时国内的其它新式学堂。它们更加西化，教学成果更佳。其中，最突出的首推清华大学。

办学这件事，美国人是相当认真的。他们一开始就做了长远打算，成立中美教育基金来管理退款，专款专用。所以相较于其他学校，清华大学的经费是比较充足的，不需要接受军阀的资助。这使得学校有很大的自主性，办学理念全盘美化，学生成才率很高。当时就有“天下人才，半出清华”的美誉。

应该说，这一批现代西式学校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多渐，对于开启民智居功至伟。如果没有它们，中国的近代化，在思想和人才上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准备。

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美国退款的原因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退还部分赔款呢?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天量的赔款超出了清政府的偿还能力，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当时的总统麦金莱一开始就有归还部分赔款的想法。但麦金莱于1901年9月遇刺身亡，罗斯福继任，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到了1904年，海约翰在与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聊天的过程中，“无意”中提起，美国向清政府索取的赔款其实过多了。

梁诚心领神会，马上着手准备资料，证明美国“要价”过高。几个月之后，梁诚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指责当初美国人在签钉合约时，虚构夸张、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梁诚还在美国四处游说，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同情。并利用报刊杂志搞舆论战，对罗斯福政府施压。

关于这一段历史，不少人认为应该是海约翰说者无心，梁诚听者有意。老西以为，这并不合符情理。因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不大可能在利益攸关者面前脱口而出的。考虑到海约翰对赔款的一贯态度，他的“泄密”应该是刻意为之，只是假装无意罢了。海约翰其人与后世的基辛格比较相似，极具战略眼光。很显然，他是要借梁诚和清政府之手，促使美国当局推行自己的主张。

梁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离成功，只欠了一阵东风。

就在此时，一场抵制美国货的运动在大清国内部爆发了。这场风起云涌的抵制运动，背后明显有清政府的影子。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廷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抵制美货，很可能是为了配合梁诚的行动。当然，这个老朽的帝国，并没有无视其海外臣民的苦难。抵制美货的导火索和主要原因，首先还是美国人的排华劣迹。

在庚子赔款之前的1882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罗斯福继任总统之后，于1902年4月在国会通过决议，宣布过去所有的排华法令永远有效。之后，美国国内的排华行动愈演愈烈。

在美华人的悲惨遭遇在大清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

1905年7月，上海总商会在地方各界支持下发出抵制美国产品的号召。这一号召在全国21个通商口岸以及全球华人社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单是上海一地，就有70多个行业的从业者签名参与。这算得上说中华民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民抵制运动。

美国产品在中国差不多无人问津了。

这显然不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要知道，美国参加八国联军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把商品卖到中国来。

因此，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总统（老罗斯福）提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平息中国人对美国的愤怒。

退款的事情至此水到渠成。

为什么是教育

美国的退款指定用于培养留学生，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后来者历来众说纷纭，这并不令人意外。同一历史事件，选取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对一段历史的讲述其实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老西一贯坚持以史实为基础，从逻辑出发，用同理心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抽丝剥茧，以尽可能接近事情的真相。

利益和道义，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美国在处理庚子赔款的问题上，同样体现了这一原则。

1906 年，著名的传教士明恩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此人在中国传教多年，熟悉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过愚昧。但是，中国人勤劳、节俭、生命力强，必将会成为地球上最繁荣的民族之一。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让中国人接受美国的教育更合适了。

无独有偶，同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向罗斯福指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他建议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接受教育。因为，中国新的领袖，必然会从那些优秀的留学生中产生。到那时，美国就能轻而易举从精神和文化上支配中国了。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正式提请减免庚子赔款，并以此资助中国学生留美。他在演讲中说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这个说法冠冕堂皇，但它的确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

总而言之，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是在维护美国长远利益的情况下，对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善举。

西楼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