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使社会变得千疮百孔，百姓无不期盼安定的生活。而秦王朝建立后，并没有以恢复和发展经济，缓解社会矛盾为主要任务，却大兴土木，用严苛峻法，焚书坑儒等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自己的封建大一统政治。然“天下苦秦久矣”，以陈胜、吴广为首领的农民大起义揭竿而起，推翻了秦的残暴统治。此举虽使秦的暴政得以覆灭，但也破坏了秦统一以来的和平局面，社会变得动荡不堪。
随之而来的四年楚汉战争，使得社会的运转速度大大降低，社会变得破碎凋零。据史书记载：“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
在战乱中，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人口剧减，土地荒芜，还有些民户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婢。累遭战乱的城市，更是人口锐减，市场混乱。投机商趁机囤积居奇，提高物价。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荥阳和关中地区：“谷物缺乏，粮价昂贵，斛米竟值万钱”。汉王朝就是在此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的社会状况异常的窘迫，皇帝出门都没有办法凑齐几匹一样的纯色马，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
在当时普通的民众连最低的生活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国家面临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司马迁总结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作，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受之于战争之苦，人民渴望和平；受之于秦残暴统治，人民渴望安定。
人们如何认识秦朝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汉朝历史的真正起点，就此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则是汉代历史的重要侧重面。“天下苦秦久矣”，沉重的赋税和苛刻的律令刑罚，使得秦民苦不堪言，故有陈胜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在各地人民的全力配合下，推翻了秦王朝。而秦亡汉兴，天下初定，一切都是混乱不堪的局面。运用什么思想和方式来治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汉朝，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新朝出自旧朝，不痛斥前朝之非，则难显示当朝之是。”为此，汉初统治者对秦之速亡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秦朝严刑苛责的法家思想及其残暴的政治统治。据史料记载，汉初从高祖至景帝期间，担任三公九卿者，出身军事集团的成员及其子孙后代的，高祖时期为百分之百，惠帝、吕后时为百分之九十，文帝时为百分之六十二，景帝时为百分之四十六，而出身以通晓法律，及律令章程而升任官僚的法吏，仅在景帝时一位。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初法吏是不受重视的，这其实是避秦之失，矫秦之弊的做法。
与此同时，大批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加入这个行列中来反思和批判秦朝的过错和失误。陆贾作《新语》、贾谊作《过秦论》、刘安编纂《淮南子》等。虽然他们每个人论述的侧重点不一致，但是对秦朝专用法术治国的弊病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主要是斥责秦朝使用法家思想治国下的严刑峻法、沉重的徭役以及“焚书坑儒”的高压文化政策。提出统治者治国要根据社会情况，因时、因势而变。同时也要讲究尺度和分寸，不能滥用民力、滥用刑罚。他们共同探讨秦亡原因，为的是避免重蹈秦之覆辙，确保汉王朝长治久安。
汉元年八月，刘邦从汉中打回关中，关中地区作为刘邦攻打项羽的根据地，能否成功征服则成为刘邦打天下的关键。为此，刘邦于二年三月就出关东征项羽，把治理关中事务交给了萧何处理，所谓“专属任何关中事”。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何恢复战乱后的社会秩序，稳定民心，并及时为刘邦再战天下征集一切可用之力这才是最关键的任务。
而在关中地区，所面对和所依靠的都是秦人。萧何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治理实践中，承袭了秦时期的风俗和习惯，采取了恰当的方式，使“百姓乐汉，不乐为楚”，得到了人民的称赞和支持。
萧何在以秦律为基础上作的《九章律》来治理关中地区，取悦秦人。约法三章和悉除去秦法“只是刘邦集团出入关中所采取的措施”，而刘邦从汉中返回关中后所实行的制度，恐怕不会是悉除去秦法，而是应当沿袭秦制以适应秦俗，取悦于秦人。为此，我们可以总结到，“非秦制不能治秦地”，必须做到汉承秦制。田余庆在《说张楚》一文中指出，“秦楚之际风云诡谲，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
汉初继承秦制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汉朝在皇帝制度、赐爵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户籍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继承。需要明确的是，汉承秦制不是完全对秦制的继承，而是有所损益的继承，对有利于汉初统治的制度继承。
汉初经济萧条，人口散亡，财政匮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和发展。并且面对着来自诸侯王、军功集团等各方的压力，加之匈奴侵扰等一系列问题，汉初的社会面临着内忧和外患。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在过秦思潮的影响下，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秦以来的法家治国方略，转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治国思想。而秦国倚重秦法，用药过猛，对于民众威逼太甚，最终吞下了自取灭亡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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