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并未对杨仆单独列传，而是将其归入《酷吏列传》，这一因素也成为一些学者否认杨仆与“广关”事件的相关证据。而《史记·本纪》的遗失，也对武帝“广关”过程的认识有所影响。北魏郦道元采纳了应劭的说法，内容有所补充，后南宋至近代一些学者也基本赞同。但仍存若干记载质疑杨仆“数有大功”与“广关”事件之间真伪性。

现关于汉武帝“广关”的研究，学界已有不俗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如史念海，他数次实地考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函谷关空间位置的转移。辛德勇曾撰文讨论汉武帝“广关”前后的地域空间变化，较为经典。其中涉及“数有大功”与“广关”之间年代关系，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曾谦虽有迁关分析，但存在纰漏，不过也提出对汉代和唐代记述史料真伪的判断。

武帝“广关”前后杨仆的政治履历

过往学者已证“数有大功”与广关之间并无直接关系，陈述中通过二者关系进行史实分辨，却又无法解释应劭何以会将杨仆与武帝“广关”的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甚至有彻底否定杨仆与“广关”的倾向。

不过，应劭之言中确存错误，但也未必全错。若从应劭之言中“耻为关外民”出发，或可对此事件有另一种解读。故以此为起点，试分析“耻为关外民”的文化地理现象及汉武帝“广关”事件中杨仆的角色参与。

《汉书》记载汉武帝广关时间为元鼎三年冬，这可作为杨仆政治生涯的分割点，来判别“广关”与杨仆个人的内在关系。《史记》并无单篇记载杨仆生涯③《南越列传》《朝鲜列传》也有相关记载。从记载详略可知，杨仆其人作用影响并不突出，更无太史公为其作传的必要。追溯其源，元鼎三年前的有效记载也有限。其从政发端也是生逢其时，“以千夫为吏”，《汉书音义》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军用不足，令民出钱谷为之。”又见载：“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然后凭其能力，受河南守举荐入京，为御史督察关东盗贼。之后政治升迁中，“稍迁”至主爵都尉，又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元狩四年，中尉丞杨仆为主爵都尉。”御史之后，杨仆曾任中尉丞。从元狩四年始，至元鼎三年，杨仆为主爵都尉，并未有官职变动。虽知杨仆元鼎三年官职，仍需了解其职官的等级序列。

“御史”，御史大夫下辖官员，主爵都尉，御史虽未记载秩禄，但御史丞为千石，杨仆秩应低于千石。中尉丞至主爵都尉，是千石到两千石的升迁。《酷吏列传》载：“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纵有“天子以为能”，总体而言，杨仆元鼎三年前的政治升迁是中规中矩的，并未有“数有大功”的表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叛乱，后逝使者、南越王、王后等。汉武帝选任中央职官挂帅镇压，而杨仆也因“天子以为能”及治内的表现被任命为楼船将军。其后，南越、东越相继被平定，归入汉地。元鼎六年，杨仆因“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推锋却敌，侯”，封将梁。

但杨仆在元封四年（前１０７年），对朝作战失利，“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记：“元封四年，坐为将军击朝鲜畏懦，入竹二万个，赎完为城旦。”至此再无记载。

纵观杨仆一生，政治表现顺应了武帝中期吏治管理的需要，而军功升迁也是平定南越、东越等，并无如卫青、霍去病等对匈作战的丰功伟绩。正如辛德勇之言：“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诸人所指出的那样，至此，只可否定杨仆“数有大功”与“广关”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能抹去杨仆在“广关”事件的角色参与。

关内、关外的空间意象

虽否定杨仆“数有大功”与“广关”无直接关系，但“广关”对西汉中央的影响巨大，固然没有为其迁关的可能，但于杨仆而言，何以会有“耻为关外民”的感觉？这首先需从关内、关外的地域空间入手，而一切仍要从函谷关谈起。函谷关，不仅是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也是秦汉时期关东、关西的地域划分标志。函谷关，位置险绝，南沿秦岭余脉，北临黄河，南靠深涧，西接衡岭。同样也是控制东西往来崤函道的枢纽。

函谷关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正是凭借其天险以及自身的综合国力，数阻六国兵众于关下。元鼎三年，汉武帝广关三百里至新安，置新函谷关。虽然依旧掌握东西交通的关隘，但相比旧关，新关的军事功能相距甚远。东汉李尤曾作《函谷关铭》曰：“元鼎革移，错之新安。舍彼西阻，东即高原。长墉重阁，闲固不逾。”“耻为关外民”中关外相对的是关内，而在秦汉时期，关东、关西与关内、关外的不同表述存在很大的不同。王子今认为这是与秦国疆域逐渐扩大的历史进程相关的。

不过，武帝元鼎三年的“广关”前地域空间尚显清晰，多以旧函谷关为分界点。函谷关不仅是地域分界的险隘，也是关西政权防范关东诸王的前哨。

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占据函谷关之后，便设立哨卡。一则防范关中马匹财物等流出，二来严查进出人员，防止敌国渗透。较为著名的如“鸡鸣狗盗”的故事。西汉初年，刘邦初都洛阳，后纳娄敬、张良建议，西迁关中，建都长安。相比关东的广袤与富饶，关中的整体实力相距甚远。汉中央在地理形胜的基础上，对关防、政治制度做了完善，力在保证其政权的绝对安全。

汉武帝“广关”的时空选择

自汉初起，关东诸侯王势力的存在，始终为汉中央忌惮。

后高祖以刘氏子弟为诸侯王，汉文帝即位后，齐、楚、吴皆为大国，后采纳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掌控交通要道，来防卫关中地区。汉景帝起初决意改变，但诱发七国之乱，平定后，便开始削减诸侯王的特权，修改官制及政治待遇，广封诸王，以削弱关东诸侯王势力。武帝即位，汉初诸侯王的威胁大为减弱，但在发动对匈作战后，仍有淮南、衡山之乱，故而在对待关东诸侯王的问题上，武帝首先采纳主父偃之策，广施推恩，使诸王分地广封子弟。关于汉武帝“广关”的政治意图，辛德勇已有精辟的论述，是要通过“广关”扩大王畿地区，依靠关中地区来控制关东诸侯王的目的。而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在元鼎三年实行这一政策，其原因是由于与匈奴战争的暂缓。

笔者曾做过相关分析，认为元鼎三年前，汉朝多次对匈作战，虽拓土开疆，但内损也极为严重。又逢大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汉匈之间形成“（汉）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的局面，从而汉中央转向解决关东诸侯王问题。当然，“广关”事件，除了秉承汉初以关中控制关东的治国理念，还受到武帝中期军事、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元鼎三年前的关中地区分界点为临晋关、函谷关、磖关、郧关、武关等诸河塞津关。

总结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从迁关后的地域空间可知，关东、关西在形势上形成两层军事屏障，外层为东沿太行山一线，历经太行八陉，南顺王屋山，越黄河至新函谷关，连接陆浑关、伏牛山，至郧关。内层为北自黄河一线，沿旧函谷关，南接衡岭—秦岭余脉，关一线。汉武帝向外扩张，依靠关城据点推移，结合“山川形便”原则，力求在军事险隘上保障关中地区最大利益的获取。除了东迁函谷至太行山沿线以外，辛德勇认为武帝元鼎三年至六年，在西南、西北地区都有所扩增，以满足汉武帝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