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唐书·儒学传》来看，其术有三：

一者，学官任人唯亲，徒具虚名。“其国子祭酒”。

再者，以符瑞代替儒家经义。

三者，科举资格随性任情。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严厉批评当时科举违背经学崇尚功利的观念，即学校虚设、背本趋末，矫饰行能、奔驰为务，此风所扇，降及韦后、太平公主之时。“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因此，科举失去儒学空气与水分的滋养。利用派系纷争分化儒学。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是汉学的集大成著作，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法典，而且是供参加科举的士子所使用的标准教材。

四库馆臣言其自颁行实施之后，“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其实，所谓权威，不过是对异己力量的压制，是对传统的维护。在《五经正义》编撰之际，就有作者马嘉运因其繁琐而提出异议，亦有魏徵为方便使用，主张编制《五经》类书，皆遭反对。因为自汉魏以来，“尊家法”、“守章句”式的解经成为一种时尚，象征着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经学便成为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旧门阀的文化支柱，他们在初唐包括科举在内的选官制度中，享有绝对的特权。刘师培深刻地揭示了《正义》“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欲使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非是则黜为异端”这一学术独制的实质。而武则天执政后，异于传统经学的声音得到支持，而且形成了一股思潮。史载长安三年，王元感“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等书，武则天“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于是引起了学者激烈的争辩。代表旧门阀势力的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

最有意味的是，王元感的新说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下诏褒美，赞其“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所谓“儒宗”，实质就是对《五经正义》繁琐旧学的否定，同时也是对新儒学的认可，这在当时思想界引起很大影响。以王元感、刘知几、徐坚为核心的新儒学派一时独具特色。此种尚简求新的思潮，是武则天“崇文抑儒”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种文化策略，激化了儒学内部的矛盾，削弱了旧贵族的力量，有力地促进了新贵族阶层的崛起。为消解门阀特权，武则天有意将科举向庶族开放。初唐高祖、太宗时期，选官制度主要向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门阀贵族倾斜，科举虽有发展，但唐代武则天科举改制的政治动因尚未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