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放开代孕”一事上了热门，台湾允许没有子宫、或因子宫有问题以及其他疾病无法生育、以及生育会危及生命的人，以“互助”为原则委托“代理孕母”进行生育，并可以给“代理孕母”支付酬金，生出来的孩子归委托者所有。

目前，该“修订”已经通过了台湾“立法院”的“一读”，将送交台湾的“社会福利”与“司法”部门进行“实质审查”，这预示着“代孕”有可能在台湾被“合法化”。

此消息一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欢呼支持，有人说这是荒唐之举。

那么，代孕真的是洪水猛兽，还是给没法生育女性的天赋人权呢？为什么会有代孕呢？

代孕背后的需求：不孕不育成难题

现实：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人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高龄产妇急剧增加。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赠卵和代孕成了一些高龄和想生育的家庭的急迫需要。

地下代孕市场横行 包生男孩120万存在各种乱象

对于地下代孕市场，央视记者曾经做过调查。记者通过暗访接触到了一家代孕中介，从他的介绍中能看到，地下市场存在各种乱象，例如选择婴儿的性别。

记者暗访时，地下代孕中介表示：包（生）男孩是120万一个，双胎情况下，如果是一个代母生双胞胎，再增加30万，也就是一个代母怀两个男孩的情况下，你要抱走这两个男孩需要150万。两个月内发现是女孩的情况下，再多给代孕妈妈些资金，让她流掉。

目前地下代孕市场究竟是怎样的现状，哪些人有这样的需求，代孕中介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找到了一位愿意匿名接受采访的代孕妈妈。

29岁的小吴是从2011年起成为地下代孕妈妈中的一员，三年多时间里她接触过不少代孕妈妈和代孕中介，多次代孕的经历，也让她熟知整个操作流程。

记者：“产地是在地下的一些诊所医院，还是回到医院诊所？”

代孕妈妈：“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有一些地方是在医院里面，是在正规的医院。还有是租一套房子，把设备搬出去，美容院里面什么地方都有。”

记者：“这个行业里面都是正规医生帮忙吗？”

代孕妈妈：“医生都是就是专业的医生。”

记者：“你当时做手术的地方，是正规的医院？”

代孕妈妈：“是正规的医院。”

记者：“代孕一次的费用会给你多少？”

代孕妈妈：“承诺给我们的是14万。”

记者：“客户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向公司购买这样一整套的服务？”

代孕妈妈：“保证能成功的在60万左右吧，他承诺给我们的是14万，他们都很挣钱的。”

非法代孕一旦出现纠纷很难维权

一方面有女性愿意为人代孕，另一方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条产业链悄然滋生。在高额利润驱使下，也有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参与其中。卫生部门也曾经进行过多次整治，但似乎收效不大，屡禁不绝。由于在我国寻求代孕只能是通过非正当渠道，一旦出现纠纷，也就很难维权。

代孕是否可放开？专家观点：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

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G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的争夺。

面对代孕，不同的医生也有不同的声音：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关于代孕我的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