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廷来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头疼问题。到了唐代中后期，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成了王朝政治的主要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首要因素，唐代藩镇问题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争夺一直是贯穿唐朝中后期的重大问题，历任君主为解决地方势力采取了种种措施。唐代宗攻讨汴州李灵曜和魏博田承嗣的战争，以及唐德宗讨伐泾原、襄州、成德、平卢和淮西的战争等，都是朝廷试图重建地方权威的努力。

唐德宗贞元四年，朝廷任命将军张献甫替代韩游瑰，韩游瑰不等张献甫到达，没有告知部下，便轻装骑马连夜出镇回朝，引发了邠宁士兵的哗变。

这件事不只是反映了该时期朝廷与朔方军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权力的渗透与朔方军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与朔方军固有的族群观念和治军方式关系紧密相关。

韩游瑰，灵州灵武县人，曾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部将。朱泚之乱时，他领军赴援奉天，护卫唐德宗，又随大将浑瑊包围长安，收复咸阳。累功升任邠宁节度使，加奉天定难功臣，封许昌郡王。贞元四年受张献甫之代入朝。

据记载，韩游瑰受代之事起因于贞元三年十月，韩游瑰之子韩钦绪与僧人李广弘共同图谋不轨，当时韩游瑰镇守长武城，事情将要发作，韩钦绪逃往邠州，邠州将吏给他戴上刑具押送京师。韩游瑰因儿子大逆不道，请求代替儿子归案，坚决要求前往京师，德宗不许。韩游瑰便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戴上枷锁送至京师，请求以胁从治罪，德宗也宽赦他们。

韩游瑰身为其父，理应受到牵连，所以非常惶恐。他相继采取了请辞位赴阙待罪、继而捆绑韩钦绪二子至京请求连坐，最后在德宗表示不予追究之后，仍于十二月亲自赴朝堂请罪等举措，最终得以“劳遇如故，复令还镇”。

韩钦绪谋反一事看似以韩游瑰诚恳的认罪态度得以化解，但生性多疑的德宗皇帝出乎寻常的宽恕，让这件事变得加耐人寻味。

韩游瑰受代原因是与部下关系不睦。这一点从其子被部下邠宁将吏径直将械送京师、饯行礼数不周、逼走部将等事件中均得以证明。韩游瑰与邠宁士卒的矛盾在其自京师返镇后，旋即征派五百戍卒修筑丰义城时爆发了，局势彻底失控。

更为不幸的是，吐蕃一改往常秋冬进犯的先例，突然于当年盛夏派重兵袭扰泾、邠，所到之处一片焦土。

韩游瑰无奈，只得暂避锋芒，坐视吐蕃劫罢离去，致使唐朝西北境防务陷入瘫痪。鉴于韩游瑰统兵失驭难敌吐蕃，德宗不得不作出了更换节帅的决定。

由此可知，韩游瑰与邠宁将士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由此造成国家体面受损是其受代离镇的根本原因。至于其子参与谋逆一事未使他获罪或遭到弃用，除了他功勋卓著、认罪诚恳以及一心投入到对吐蕃的防务中之外，或许德宗尚有其他考虑。

贞元四年，邠宁士卒在获悉主帅出走、张献甫接任的消息后，“衙内千余人”在裴满的率领下，以“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为由围逼监军，发动了宁州兵乱，最终以二百余士卒的性命得以平息。

邠宁士卒叛乱理由主要是张献甫的出身不是朔方军。唐朝建立以来，这种以非本军出身为由而抵抗将帅的行为，在其他藩镇中不曾出现过。由此判定，朔方军自身必然存在一些固有特征，导致张献甫不被士卒接受。

朔方军中存在着普遍的亲缘关系。作为职业军人，父死子继、举家从兵是朔方军的常态。士卒之间多有父子、兄弟抑或其他亲缘关系者。此外，除了从军的成年男子，他们的妻儿亦常年生活在军镇，并随军迁移。如李怀光欲走保河中，便令将士“召妻孥於邠”。保全家眷，成为朔方军人的基本诉求，并直接影响到士卒与节帅的关系。

朔方军发家起源地相对较为集中，地域性较强。安史之乱前的朔方军虽辖区甚广，但其主力驻防军基本集中在灵州附近。这些军人作为职业雇佣兵，虽籍贯各异，但大多年少时就长期在朔方镇守，逐步对该地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即使是在朔方军移镇河中后，士卒仍以“朔方健儿”自居。

朔方军内部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朔方节度使治下的胡族中，突厥降户、铁勒诸部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朔方军的少数民族将领大多拥有其部落族人组建的私人部曲，奉行胡俗及其族群的宗教信仰。朔方军的这种民族特性，在军队组织中具体表现为“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既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

朔方军虽属朝廷地方行政体系衍生的军事集团，但该军经过长期共同的浴血奋战，受到血缘、地域和民族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已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族群化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以本军为载体的族群观念。这种全体将吏对本军文化的高度认同，成为军队团结的精神纽带。朔方军对本军的强烈认同又因节帅私辟幕府而被极大加强了。

自天宝十四载起，郭子仪三度出任朔方节度使。在多年统帅生涯中，他广泛提拔本军人才。此外，郭子仪还着意将朔方军本部的故吏宿将调入邠府，重视部曲建设，发展私人隶属关系。在这一经营策略之下，朔方军节帅确立了自己在军中的不二之位。将士受节帅私恩，本军与他军的差别也就自然形成了，外军节帅被士卒视作“他者”而遭排斥亦属常态反应。

朔方军特殊的族群文化决定了他的治理方式。史称铁勒部“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突厥部亦“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这种习以为常的掠夺习性在朔方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广德二年朔方军协防邠州，行营节度使郭晞“纵士卒无赖”，“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至撞杀孕妇人”。大历末年，回纥使者路过河中，朔方军“掠其辎重”，“大掠坊市”。可见朔方军劫掠成性、军纪败坏有其文化根源。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节帅只能以宽松的方式进行管理，在保障本军将吏不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勋业并获得支持。郭子仪御军以宽厚著称，以他在军中的地位和声望而言，严惩违法并非难事，但他对本军军情极为谙熟，懂得投其所好，遂能“所至之处，必得士心”。本军其他节帅亦多行其道，纵容“军士多掠人牛马”，甚至鼓励劫掠行为以提升士气。

与本军产生的节帅不同，外藩节帅因没有服役朔方军的经历，对其特性认识不足，多有违逆众望、推行严法的举动，因而激起将士的抗拒。据记载，李光弼治军刚严无私，终遭仆固怀恩等朔方将卒排斥；继任者李国贞严法治军，“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招致兵乱。

外军节帅与本军节帅治军方式的差异亦与其角色定位不同有关。出身本军的节帅深谙军内传统，与士卒声气互通。他们将朔方军视作自己谋求权位的政治资本，尤其注重笼络军心，投其所好，以换取士卒的拥戴。外军节帅则秉承朝命，以国家条律治理军务，势必扰乱军中固有秩序，必然与习惯宽松环境的朔方军士卒产生矛盾。

因此，族群观念影响下的朔方军士卒对本军的高度认同，导致外军节帅与本军士卒存在隔阂，而朔方军贪暴喜劫的族群特性又为严急的治军方式所不容，造成了外军节帅在朔方军难以立足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朔方军与朝廷的关系是离心的。

既然朔方军并非与朝廷离心，那么朝廷与朔方军互不信任的心理又是如何产生的？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唐时朝廷与朔方军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历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实例。唐代中后期朝廷与朔方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作为权力主体的朝廷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朔方军的能力。权力双方既存在体制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实际上又存在权力因素的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博弈。

频繁调换节度使、防止节帅贪权固位是基本手段。肃宗乾元至代宗大历末，朝廷六次更换朔方军统帅。这些由朝廷钦命的将领或为外镇节帅，或履职于禁军、神策军系统，但这一做法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德宗上台后对藩镇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首先罢去郭子仪的兵权，派自己的心腹李怀光执掌朔方军军权，随后在朔方军旧管之地广置节度使，相继设置了邠、宁、庆、晋、绛、慈等州节度观察使，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振武等军州节度使。

李怀光兴元年间反叛，德宗敕“其所管兵马，委自举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统领”，“当授旌旄，以从人欲”。说明在叛乱迭起的背景下，自顾不暇的朝廷暂且放弃了利用外军节帅接管朔方军的政策。

贞元元年李怀光叛乱平定，朔方军群龙无首又分居邠、蒲两地，实力骤降，德宗顺势对军内高层进行调整，命韩游瑰、浑瑊分统邠宁、河中的朔方军，且“不相统属”。此举绝非出于对朔方军传统的妥协，实因二人已经获得了朝廷的信任，成了中央权力代理人。

德宗时，宦官统领的神策军成为中央权力植入邠宁的有力保证。在此之前，鱼朝恩奏请于京畿、京西地区设置神策军外镇。这些外镇主要分布在京城西部以及凤翔府，邠宁镇尚未有神策军入驻，邠州咽喉重镇长武城的守备力量皆为朔方军。

至德宗贞元初，韩全义始领神策军移镇长武城，数次任城使一职，自此长武城成为神策军在朔方军驻防区的重要基地。之后，神策军俨然成为长武城城防的核心力量，在对吐蕃的战事中远比朔方军表现得活跃。朝廷积极拉拢、吸收朔方军将领进入禁军、神策军队伍是中央权力渗透过程中的重要方式。

德宗授功臣以禁军职，一方面有尊宠之意，另一方面则使藩镇大将为王朝中央所用。朔方军高级将领中，浑瑊、范希朝以及韩游瑰先后被授予禁军职。也有的有直接从朔方军调入神策军。一些朔方军中下级军官也在这一时期脱离朔方军，加入神策军的编制。

一方面，朔方军上层将领往往倾向于效忠皇帝。朔方军首脑，如郭子仪、仆固怀恩、李怀光等，皆尽心于朝廷；德宗时期，特别是李怀光叛后，诸多朔方军将领抛弃其本军立场。

例如，李怀光反叛时，韩游瑰向唐德宗告密，坐实了李怀光的反叛罪名；浑瑊作为朔方军重要将领，竭力守卫奉天，更充当讨伐李怀光的先锋。这些善于审时度势的朔方军将领主动向朝廷示好的做法无疑使他们获取了更加尊宠的地位。

另一方面，下层将士作为权力客体中受全面支配的群体，试图坚持本军的自主性，维护自身利益，抗拒朝廷权力的渗透。除了朔方军士卒排斥李光弼、李国贞和张献甫的案例之外，还有其他史实证明。

兴元元年，孔巢父奉旨至河中宣慰李怀光，意欲另择他人为节度使，愤怒的朔方军将卒竟将其杀害。贞元十七年五月，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卒，朝廷命归附神策军的朔方宿将李朝寀为帅，并强令收缴朔方军甲胄以资神策军，结果引发士卒骚乱。

因此，内部原本就不团结的朔方军，面对唐王朝的权力运作，逐渐被纳入中央禁军、神策军的队伍中。韩游瑰在奉天之难中就已获得德宗的信任，所以才能在一系列违反律令事件后获得安全。

同时，因为韩游瑰出身于朔方军，其在担任邠宁节度使时仍能延续朔方军的治军模式，仍能保证军队内部的稳定。但是，韩游瑰在其子谋反事件发生后，面对德宗皇帝的猜疑和邠州将吏的冷漠，一方面要排除军中异己，另一方面又急于向朝廷表明衷心。为此，他先是逼走了受邠州将吏拥护的范希朝，后又逼迫不善修筑工事的宁州士卒建造丰义城，这些举动显然与朔方军的族群观念和治军模式有了冲突，由此可知韩游瑰双重身份的性质。

如果说韩游瑰取得德宗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其化解了王朝危机，那么其在戍守宁州时而对吐蕃的进犯无所作为，以及在宁州戍卒哗变中擅自离任，且依然能够安全进入禁军系统等等，不能不说是唐朝朝廷长期执行的瓦解藩镇政策的体现了。

在唐德宗执政后期，继续使用熟悉本军的朔方军将、监军使节制邠宁，目的就是在确保朔方军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淡化朔方军内部的族群观念。宪宗元和初年，邠宁、灵武、河中的节帅已经纷纷更换为禁军、神策军将领或朝官，韩游瑰投靠中央的榜样作用也已见成效，朝廷在朔方军中建立了绝对权威。

因此，唐中后期中央与朔方军的关系可以归纳为王朝中央权力渗透与朔方军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全面渗透与局部抵制的微妙关系在其他藩镇辖区内，特别是骄藩横行的河朔地区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