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出现了老子著名的“不尚贤”理念。自古以来,常常被误解为是一种愚民思想。实则非也。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反对“公知”的思想。“公知”自命为智者,但是老子与苏格拉底一样,都所谓的“知者”、“智者”,也是深深的怀疑的!

且看下文分解!

福建老君岩

第三章讲的是治道,属于其哲学中的方法论部分,归属于政治哲学。

第一章是述其本体论思想。《道德经》所论为本体者,一者为“道”,二者为“德”。其中“道”体又是“德”体的本体。不过,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次第来说,修德是入道之门。这也是经名为《道德经》的原因。

第二章是阐述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属于认识论部分。

从前三章我们便已明确看到,老子的思想体系也是与西方哲学的结构标准相契合的。一些人批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是荒唐的。他们应当反思,他们自己到底懂不懂哲学?

闲言略作如上,下面言归正传。

第三章引文如下:

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三章文字部分总体难点不多,思想大体也非难解。如果对第二章所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论观念,能够理解,那么对第三章基本逻辑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文要着重指出的是,此章“尚贤”中的“贤”,应当理解为稍后所说的“知者”。

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尚贤”之论,几乎可说是诸子所共。比如墨家直接讲“尚贤”,而儒家也论“选贤与能”。那么,老子所讲“不尚贤”,是否真的是完全不同意儒墨意见,彻底反对精英之治呢?

无论是从第二章还是本章,我们都可见老子肯定“圣人之治”。虽然第十九章中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说法,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认为老子反对“圣”、“智”、“仁”、“义”,若真如此,那是提倡愚昧无德而不是求道与复德,也就不会有老子所提倡的“民复孝慈”的说法。老子实质是认为当治理者过度推崇“圣智”与“仁义”时,“以为文,不足”。也就是说,人们会文饰圣、智、仁、义,反而落入虚伪,因为这种大圣大德,是不能依靠人们的言语来相推相荐的。这方面的进一步分析,且待第十九章再具体分说。

本章的不“尚贤”的真实含义,应与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说法同参。从真实意见来看,老子当然不可能是反对选拔治理者来参与治理,而令“圣人”完全成为一个“光杆司令”,那就完全荒唐了。

所以,老子不可能真的反对政治选拔,只是他反对世俗观念的选拔标准。世俗所谓“选贤”,往往是不重德而推崇“知”与“能”的。所以,与其说老子反对“贤德”者治理,不如说他反对的是所谓的“知者”。这种思想毋宁说与古希腊苏格拉底对“智者”们的反对是类似的。

那么统治者如何学习“圣人之治”,而做到弃绝“知者”(智者)们的巧辩呢?

老子真正反对的应当包括成语“千金市骨”所比喻的那种求贤方法,反对国君不重视自修己德,而将治国希望寄托在所谓能人异士身上。事实上,后世的战国纷乱,诸国国君功利求士,于是纵横家横行,各国相互战争吞并,这才是老子真正反对的当时现实,这在春秋时代端倪早已显露。

老子希望治理者以身作则,不是依靠重金悬赏所谓“贤者”、“智者”来求得治理,而是应当秉持将财富与权力进行公平分配,令“士不争”、“民不争”,回归纯朴之德。

也就是说,民风的治理,国家风气的治理,才是老子所认为的治国第一要务。

而民风与国君自身相关,是国君自己的责任。国君不贵难得之货,就不会出现民众进献珍宝求贵,这反而增长了贼盗风气。国君不见可欲,也即不驰求奢华美色,民众自然也就不会跟着荡乱自心。

可见,一国之德,与在上治理者绝对相关。这种治理思想,实际与儒家也没有本质矛盾。

因此,老子归纳所谓“圣人之治”,应让民众杂念少(虚其心),吃得饱(实其腹),不顽固(弱其志),身体好(强其骨),这样就才能使民心恒稳,因为民众没有了浮华的巧智与贪求(无知无欲)。老子的这种思想是本质的,被后世辩士误解为愚民政策,实在是一种悲哀。

实际上这是一种“德治”思想。如果说第一章是论“道”,第二章是论“道”与“德”,本章则是进一步论“德”。

在老子看来,国家治理中,真正败德的是所谓“知者”之为。什么是“知者”,以当今时代来看,就是所谓的“公知”。试想一想,若是“公知”横向,我们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

所以治理者,若真有圣智英明之见,必使所谓“知者”不敢为、无法为,不令其意见大肆流布社会,反而使得真智湮没。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无为”。所谓“无为”者,人心本有的正智、正德,自然而有的是非明辨。一旦被迷惑,就会转成伪智、伪德,导致是非混淆,人心混乱。因此,所谓“圣人之治”“为无为”,就是引导民众复归自然本有的天真素朴之性。这是治国之道中的关键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