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枭日众，盐务日坏，揭秘民国时期千百成群的盐贩子|民国时期|盐务|私盐|芦盐|走私

文/清暑殿铲史官

在清末民初之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越轨”现象，像贩私盐、贩烟土（鸦片）、走私军火，甚至贩卖妇女儿童，大多都是由流民涉足。其中贩私盐，可说是流民的重要谋生手段，正因为如此，“私枭”成为历代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一直延续到了近代。

一、屡禁不止的“私枭”

食盐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所谓“盐政”二字，可以想见历代统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但是，近代并没有解决前代遗留下来的“私枭”问题，如：湖北，“川私充斥”；浙江，缉捕私盐，“捕不胜捕，防不胜防”；江西，“每为浙私粤私所侵入”，恽代英也说，“我在江西九江的时候，亲眼看见挑私盐卖的”。四川、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有为数众多的私盐贩子。

近代中国始终未能杜绝“私枭”的再生，尽管清朝统治者把“缉私”作为第一要务，尽管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私盐充公充赏暨处置办法》等律例，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盐法不良造成的，同时，流民的大量存在也不可忽视。

二、弊端丛生的“盐政”

近代盐政体制，基本上沿袭前代，将全国划分为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等11个盐区。

行盐的方法：官督商销为主，官运商销、商运商销为辅；商有场商（主收盐）、运商（主行盐）；商人必先从盐运司领取照单，然后拿单到盐场购盐；人们只能食所在盐区的食盐。

这种体制，看起来有条不紊，实则弊端丛生：

条块分割，形成许多官商结合的封建割据性商业集团；

食盐购销中的捐派、上贡、“官受商贿”及其他弊窦，造成盐价的不断上涨，增加人民负担，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

各区盐价不一，盐价低的地区向盐价高的地区浸灌，“私枭”肆行。

这一点在两淮地区显得比较突出。

两淮盐场地处江苏省东部海滨，介于长江口至苏鲁交界区500多平方公里的海岸线上。自汉代开始，两淮盐场就是中国最著名的盐场之一。明清时期，两淮盐课（税）“甲于天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居于重要地位。但进入近代以后，两淮盐政失控，淮北盐务几乎“全废”。

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淮北流民众多，“私枭”肆行至关重要，而这又是盐法不良造成的。

三、私枭日众，盐务日坏

以淮北地区为例，看看“盐枭”活动的情形。

苏皖淮北地区是长芦盐区和两淮盐区交错的地区，但食盐差价颇为悬殊。如皖北颍州、亳州为淮盐区，其他则为芦盐区，淮盐每斤值钱40～50文不等，长芦私盐，每斤不及半价，所以淮盐区的百姓自然喜欢购食芦盐。加上壤地相接的地利，为贩私创造了条件。

据调查，咸丰年间（1851～1861），一吊钱到单县可买芦盐30斤，贩到皖北，20斤就可卖一吊钱。那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流民以及贫困的农民，看到有利可图，或肩挑，或车运，争趋贩私，以致“私贩肆行”。当时的皖北就是贩私的中心。贩私成了许多流民的谋生方式。

私枭日众，盐务日坏。

19世纪中期，宿州每年销芦盐20893引（“引”是食盐买卖的单位，每引为400斤），而相邻的亳州每年只销淮盐5033引，颍州6县共只销淮盐24216引。淮盐滞销，“私贩肆行”是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统治者把“缉私”作为第一要务，到处设卡，以致淮北盐巡（缉私人员）充斥。但这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激成事端。

淮北是流民众多的地区，贩私盐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有人担心“缉之过严，穷人无所归矣”，就是说，堵塞了他们谋生的门径，他们将如何衣食生存？但盐巡无不借此肥己，见携有升合者，即指为贩私，进行敲诈勒索，因此而酿成重案者，指不胜数。

贩私盐是一种犯法行为，自有危险性，加上要与盐巡做斗争，走私团伙逐渐武装起来。其间，有好勇斗狠者，专为盐贩做保镖，形成“保贩私盐”团伙。

据历史记载，贩私水陆所经之地如安东、清河、山阳、盱眙、泗州、怀远、沭阳、桃源、宿迁、睢宁、邳州等处地界，均有地棍土豪私立盐关，索费包送。这是保贩私盐的情况。与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淮北地区爆发了捻军起义。捻军的前身捻党就是在贩私盐和保贩私盐活动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捻军歌谣唱道：“贩私盐、贩私盐，穷爷们结成捻。”贩私盐活动，成为孕育捻的一个温床。

正因为捻与盐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有的史籍把“捻”误释为“以其贩私盐、捻小车，故名”。其实“捻”是淮北土话，是一群、一伙、一股、一帮的意思。

无论是“盐枭”，还是“捻党”，都是流民的“职业”流向。

“捻党”在贩私盐活动中萌生，他们既是“盐枭”，又保送私盐，是贩私盐活动中的主要角色。在捻党、捻军的构成中，私盐贩占了很大比例，在捻首之中，很少没有贩过私盐或保贩私盐的，像捻军领袖张乐行、张宗禹等，就是在走私贩私活动中聚集人马掀起抗清起义的。

捻军战争时期，两淮是主要战场，战争的影响，使淮北票盐，片引不行。战争结束后，“盐枭”问题并没有解决，淮北自海州东北的灌河口到赣榆西北的荻水口，绵亘200余里，系滨海之区，处处可产盐，处处可透私。同时，官盐价昂，老百姓自然舍重就轻，买食私盐，这使盐枭活动如故。

私盐充斥，盐枭横行，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严厉惩治贩私活动，但所有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盐法不良，加上农村经济经常小起大落，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流民众多；又因私盐买卖用不着交税，本薄利厚，当然吸引流民趋之若鹜，并在走私活动中结成大的走私团伙。

清末、民国时期的曾国漳、朱大狮子、徐宝山、马玉仁等盐枭巨头，都曾拥有成千上万的徒众，基本上都是流民。至于缉私营，淮北盐场就有13个，但大都以缉私为名，对往来客商场进行敲诈勒索，而对于大股盐枭，则内勾外联，互通声气。

入民国以后，两淮缉私营大多由招抚的盐枭组成，人称“官家旗号，土匪队伍”，他们直接间接参与走私贩私活动，所谓“缉私”，不过是一句空话。

四、贩盐的走私途径

民国时期，走私途径有以下几种：

滩坨（露天盐堆）走私

在芦盐产区，每年春秋两季从滩地爬盐归坨时，附近穷民于夜间涉水越沟，偷运私盐，多用肩挑，每人不过挑百余斤，在附近村庄零星售卖；也有整批卖给私贩，用驴驮至内地洒卖者。

主要走私地区在天津附近的卤水沽、葛沽、新城等缉私队监视不到的地方，但为数均不甚大。至华北沦陷，日寇控制整个芦盐产区以后，附近居民更是生活无着，加以主管滩坨的公务人员勾结缉私官兵贪污卖放，以致产区走私情况日趋严重。以塘沽一区而论，每届归坨时期，即有大量私盐运至村北炮挡后公开贩卖，俨然如私盐市场。

越境海私

这种海私是由邻省贩运而来，主要是山东省沿海产区所属的滨县、石岛、羊角沟和利津等处，由沿海船户用大海船装运大批私盐，运到直鲁交界的海丰、无棣、程子口外，由当地私贩用驴驮运到内地行销。当时私贩系有组织的行动，每次驴驮多至三五百头，海船结队载运私盐，动辄数十万斤，无捐无税，售价格外便宜，故内地各县居民争购。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时期直隶省境内有数十县官盐店竟至停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正如曾任长芦盐务局局长的李鹏图所说，“当时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老弱死于沟壑，少壮者遂铤而走险（走私贩私），此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在缉私队到达时，私贩暂避一时，缉私队走后，照样活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