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有众多黄埔师生为国尽忠，其中，少将以上军官就有100多人为国捐躯。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接纳了大量黄埔毕业生，在一些主力部队，中下层军官大多由黄埔毕业生担任。由于战事紧迫，一些黄埔同学入学不久，还没毕业，就分派到了作战部队。

对日作战何等艰苦与残酷，从黄埔生的伤亡统计数字上就可见一斑。

一位黄埔毕业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黄埔16期某队一共毕业了100多人，他们离开黄埔就去了一线部队，大都担任了排长职务。一年多，这些黄埔毕业生只剩下不到20个人了。

1936年8月，黄埔第10期同学毕业，随即分派到了作战部队，经历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同学们已伤亡过半。

1937年9月，黄埔第十一期同学为了抗日提前毕业，其中有117个同学分派到了58军，三次长沙会战后，已经有60多位同学阵亡。

不过，在抗战初期，黄埔系军人的资历还很浅，在国民党1247个将一级军官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仅有92人。

这种情况一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渐有所扭转，黄埔毕业生逐渐成为师、旅、团级将领的主体。因此，在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领中，黄埔毕业生的级别都不算太高。

比如：黄埔一期的黄梅兴旅长，在淞沪抗战中阵亡，黄埔一期的蔡炳炎旅长，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黄埔三期的戴安澜师长，在印缅抗战中阵亡。

这些黄埔毕业生死得壮烈，感天动地，足以青史留名。

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各种形式的投敌、降敌现象也层出不穷。

在互联网上，有网贴这样讥讽国民党军：国军投敌人数竟然超过杀敌人数，堪称一大“奇迹”。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

在投敌将领中，军衔最高者为孙良诚，他是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39集团军副总司令，上将军衔。抗战老照片孙良诚是西北军的“老人”，西北军也是投敌将领最多的一支军队。

除了孙良诚之外，王劲哉、孙殿英、庞炳勋、吴化文等高级将领先后率部投敌。西北军投敌将领总数竟然达到46人，差不多占了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一半。

东北军也有11个将领投敌，人数仅次于西北军。比如：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鲍文樾中将，西安事变后寓居上海，因不甘寂寞而投敌；鲁苏战区的第89军副军长潘干丞等，则是率部投敌。

其余的投敌将领大部分是地方武装、军统、晋绥军、粤系等军队。

中央军也有投敌降日的高级将领，比如：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只身投汪，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率部降日，方先觉、周庆祥等人被迫降日。中央军系统的投敌降日将领不算太多，人数仅占投敌将领总数的8%。

再说说“黄埔系”的情况吧，抗日战争中，除了黄埔三期的方先觉等人降日之外，还有多少黄埔生投敌当了汉奸？

黄埔毕业生一向享有“天子门生”的特殊待遇，他们这个群体也是国军在抗战中的中坚力量。

网上曾一度流传：黄埔生无人投敌（不含被迫降日的方先觉）。

其实不然，十个指头有长短，黄埔毕业生中也出了一些贪生怕死之徒，有些还成为万人唾骂的汉奸。

在国民党军中，“黄埔系”不但彰显了其黄埔军校的背景，更是一种荣耀。

可恶的是，一些投靠了日寇的黄埔毕业生也自诩“黄埔系”，打着“黄埔系”的金字招牌，以博得日本人高看一眼。

下面就列举几位给黄埔军校抹了黑的黄埔毕业生。

刘明夏：黄埔一期生，国民党少将师长，他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很快就投降当了汉奸。

刘明夏曾任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副总团长，上海特别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抗战胜利后，刘明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之后被处决。

黄子琪：黄埔二期生，他曾参加过秋收起义，不过，第二年就投降了国民党。

抗战时期，黄子琪在与日军交战中被俘，随后第二次当了叛徒，当上了伪军师长。

抗战胜利后，黄子琪被捕入狱，几年后获释。

刘夷：黄埔二期生。刘夷是“福将”刘峙的侄儿，1938年被日军俘虏，随后就举手投降了，当上了汪伪独立警备旅旅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逮捕了刘夷，但是，没有关上几天，刘峙出面找人说情，刘夷就离开监狱，移居到了香港。

刘启雄：黄埔二期生。南京沦陷后，刘启雄投奔了他的老师周佛海，在周佛海举荐下，刘启雄当了汪伪军官训练队总队长，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警卫一师师长。

抗战胜利后，刘启雄被捕，又是刘峙出面找人说情，刘启雄被悄悄释放出狱……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们无意对黄埔生求全责备，毕竟，在那个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时代，大多数黄埔生还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的，这一点应该无可争议，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