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明朝发生了一件影响明清两朝科举的大事。这年二月，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共录取51名考生，全部都是南方学子。面对全军覆没的凄惨状况，北方学子上书朱元璋，状告刘、白二人故意打压北方学子。
朱元璋看到奏折后，“怒所取之偏，命侍读信等十二人覆阅”，结果张信等人仔细看了科举试卷，认为刘、白等人的录取结果并没有什么问题，不建议进行任何更改。结果愤怒的北方学子又状告刘、白、张等人合谋串通，故意偏袒南方学子。
面对眼看就要失控的局面，朱元璋一怒之下杀掉了白信蹈、张信等人，刘三吾因年老躲过一劫，但也被发配充军。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亲自阅卷，另外录取了61名考生，于当年6月放榜，这次录取的均是北方人。一年之内两次放榜，第一次发生在春季，录取的都是南方人，称之为“春榜”，也叫南榜；第二次发生在夏季，录取的都是北方人，称之为“秋榜”，也叫北榜。而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之为“南北榜”或者“春夏榜”事件。
到了洪熙元年，杨士奇向朱高炽建议南方人北方人分别录取，具体来说就是南方人北方人分开录取，其中北方人占据四成，南方人占据六成。这一建议被朱高炽所采纳，但尚未来得及实时，朱高炽就病故了。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杨士奇再次向朱瞻基谏言，“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明宣宗欣然接受。自此，明朝南北中分卷制度正式成立，具体比例为北方占35%，南方占55%，中部占10%。
应该说，明朝科举制度的这种改革，对于笼络各地读书人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朝廷选拔各类人才更是大有裨益，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也比较符合地缘政治学的要求。因此，在整个宣德、正统年间，此项制度得到非常不错的执行。
然而，在景泰元年，朱祁钰突然下令取消科举分卷制度。至于取消的原因，大臣章纶的奏折颇有代表性，“盖取人以文为度，如果合格，虽多至千百亦不为过，果不合格，虽少至十数亦为至当。但不可以合格之文而舍之不取，不合格之文而强取之也”，简单来说，就是认为科举应该按才录取，各地学子凭借实力去冲击上榜，否则会造成有能力的因名额不够而落榜，能力平平的因地域优势而上榜。
结果，取消分卷制度后，各地考生上榜人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距，工科给事中徐廷章于景泰四年上了一道奏折指出，“今者科举，山西、陕西皆取百名，其数浮于额三倍，为悖典制”，也就说没有人数的限制陕西、山西两省比额定人数超出了三倍。徐廷章进而建议恢复宣德时期科举分榜制度，并对地域的划分进行了明确，具体来说：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朱祁钰仔细权衡利弊，最终同意了徐廷章的请求，明朝科举分卷制度，在中断四年后又得以恢复。
科举分卷制度废而复立，反映了朱祁钰心态的一种变化。他是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硬被推上了皇帝之位，思考问题相对比较“单纯”，估计按照他的想法，科举就应该人人公平，大家各自凭借能力去争取，但是他没有考虑过如果按照一个标准去卡，再出现了洪武年间那种全是南方人中举的情况，又如何笼络北方的读书人为朝廷效力。而经历了四年的实践，他显然已经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何谓帝王平衡之道，明白了一个稳定的朝廷，不一定是由最出色的那部分人组成，但必然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组成。
科举分卷制度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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