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法国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描绘了"社交明星"玛格丽特,中国作家像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中金鲤鱼和太太们的日常,以及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的际遇等等,这样关注女性命运的故事有很多。而在阎连科的书中,“女性”之心理被中国男作家几乎史无前例地描绘到极致。

不同于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勾勒,充满光怪陆离的传奇色彩,也与余华忧愤深广的《活着》一连串的苦难不尽相同。阎连科的笔法更加细腻,情感真挚,特别是写女性的柔韧和内心的纠结,当代作家群体里实属不多。也是因为这些,阎连科成了当代男作家的“一股清流”,很多读者喜爱,更多的来自于阎连科关注到了女性的内心,从她们的命运深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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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新书不断发售的时节,继文坛老将王蒙《笑的风》、贾平凹新长篇《暂坐》之后,阎连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部。就是《她们》。

这部散文集《她们》与去年《我与父辈》可以说是姊妹篇,没有令人失望的是,阎连科从来细腻的情感书写在《她们》里再一次感动读者。那是多年前的回忆,接下来就让我从他羞涩的相亲经历讲起;

作为一个军人,怀着青春的躁动,阎连科每次相亲都有点激动,而这次他少了很多朦胧和羞涩,而是倍感舒心。对方来到阎连科的家里,没说几句话就帮母亲做饭,像母亲的女儿一样,也像自己的姐妹。端着父亲的痰盂倒掉。媒人是一个医生,从外面悄悄走过说;不错吧?长得漂亮,勤快,你家正缺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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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在书中这样写到;面对这样的相亲对象,发现自己的婚姻已经是无处可躲了,但是后来对方还是在学问上出了问题。

对象写给阎连科的信被部队编辑部当做投稿拆开了,部长问阎连科你对象是什么学历。阎连科说小学没毕业,所以很多字都是拼音代替。在想清楚事业前途之后,阎连科决定给她一个交代。顺利分手后也收到了对方一封充满怨恨的回信。

“我不会怪你的阎连科,我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阎连科是嵩县人,属于河南洛阳,多少年来一直都挣扎在赤贫边缘,最近几年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穷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人穷到一定程度,对生活追求的劲头是不一样的,一番质朴和对致富的坚定不移。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孙少安和孙少平从小就和贫困作斗争。作家路遥本人更是是和贫困斗了一辈子,最后仍然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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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阎连科的孩子两岁时,回老家的路上偶遇了他曾经的对象。此时的她左边领一个三四岁的姑娘,右边的两三岁,怀中抱着一个,三个都是女儿,回娘家准备偷偷再生一个。

她就那么慢慢地拖着脚步走,背负着我留给她的黑暗人生和命运,像驮着世界上所有乡村女性的困难朝我走过来。我马上愣住,慌忙拉着儿子拐近了厕所,是人类的一处污地收留了我。

相比一些作家对自己的经历洗刷和辩白,阎连科的这份忏悔式的坦诚让人思考良多。在散文集《她们》中,阎连科还写到了三姑的女儿。

与自己曾经的对象有相同人生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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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瞌睡多,家人也没当回事。等到嫁人了,结果因为瞌睡多被离婚了。跪下来求情也不行,庄稼人因为割麦的时候睡着了。后来又嫁了一家,因为是二婚,没过多久也离婚了。有一年阎连科去西安瞧病,顺便问了医生,说是嗜睡病,中枢神经麻痹,针灸就能治好。他回来找表姐,去治,但人找不到了。

婆家人不留她,娘家也不敢回去。那个年代穷,在河南,女人和男人一样干农活,回家还要做饭、缝缝补补做家务。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表姐在婆家待不下去,娘家人又把她忘了。

阎连科的新作《她们》是一部向传统旧思想再宣战的书,也是对女性命运重新思考的书。除了对女性命运深入的思考外,在《大娘》中也写到了一些很乐观女性。《大娘》中大娘有八个孩子,常常吃不饱饭,但她总是唱歌,唱着唱着就忘了做饭,反正也没有什么粮食。这是一种笑对生活的态度,也笑对一切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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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婶》中的三婶是个巫婆,她破天荒地认为女人就是神,穷困的农村生活让她得以看到,男人是真凡人,女人才是神。作为男权社会的乡村受害者,他决去向上天“告男人们的状”。

阎连科的文学思想,很早就体现出了对女性生命的悲悯。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过,中国当代作家不懂人是什么,更不懂女人。即便是先锋作家的余华、苏童包括孙甘露等等。

而阎连科笔下的女人,完全脱落了旧中国“男人附属品”的描绘,更多的来自对女人内质和女权意识苏醒的探索。《她们》中的农村女人如此,即便在小县城也一样。赤贫落后的乡村没有几个人知道和在乎“女权主义”,而阎连科笔下却有一些女性在蒙昧的“女权主义”中做出了“鱼死网破”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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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中的女权意识挣脱

第七章《她们》写的是反抗命运的城市周围的女性,这些反抗是十分惨烈的。有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家暴,一怒报复、有丈夫在外务工长期两地分居,而看不见希望选择结束生命的母亲。还有一个卖水果的中年女性,因遇到一个出差的郑州人,抛家弃子跟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男人到大城市结婚。后来知道被骗了,但也不后悔,在医院当护工,又找了新的对象。

欧洲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我国像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中金鲤鱼和太太们的争斗,以及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的际遇等等,这样关注女性命运的故事有很多。

阎连科在《她们》中对抛家舍子的护工追忆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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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长得并不好,身上还有一股医院的药杂味,然而无论如何,她身上还充满着一个女人面对世界的灵视和尖锐,是我家乡那块土地上,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

在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中,离经叛道不守妇道的女性如秦小娥,贾平凹《废都》中欲望强烈的柳月和出家后仍被男人玩弄,囚禁家中成为泄欲的对象的唐宛儿,总之像秦小娥这样在旧思想下做出过分举动的女性似乎没有什么好结局。她们的命运也被作者“刀耕火种”般地一笔带过,尽管凄凉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但对女性内心的刻画也始终浮于表面。

而在阎连科的《母亲》、《拉煤去》、《大姐的辫子》及《孙女》这些写家族女性的文字中,又流露出最淳朴、温暖的亲情——这些女性,她们是土地,也是太阳,是“我”生命的由来与情感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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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诺奖的热门作家,莫言的小说把山东高密的女性写得大气磅礴,豪情万丈,男人却是一番跟在她们开拓的路上矫情跑路。而阎连科是如此疼惜着女性,热爱着女性,透视到《她们》内心里去的作家。阎连科笔下的“她们”也算是中国男性作家手中一份对女性命运最中肯的史诗画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