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成都“小夜市”登录微博热搜，或许疫情让我们明白，失而复得的人间烟火是如此值得珍惜。作为全球化、互联网、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者，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对现象的敏锐，但是却需要把这些现象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试图找寻超越个体的集体思想，发现不同群体的特征，从而更好的理解人。这点也与社会学者科尔曼提出的一个具体生动的思考方式相一致，在思索社会问题时，先从自己的立场利益去想，然后再假设自己是一个立场利益完全相反的人，再由他的角度去想，如果有某一种安排能够被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所共同接受，那么显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且可行的做法。

言归正传，这次疫情在我看来，刨除社会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创伤，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治理问题，二是经济问题。治理问题是我这次想要谈论的焦点，具体角度如下：

疫情全球流动的溯源

全球化我们或许都知晓，但是需要明确一点的是，我们国家倡导的全球化，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因为深度层次的全球化与民族国际利益并不一致。这次疫情的全球扩张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两个角色在其中的重要意义，一是跨国公司，二是跨国流动资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展开的，是全球化中典型的组织系统，其特点是不仅在战略决策和资源投放上一切以经济目标和效率为出发点，而且毫不顾及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而促进二者链接的，则是新媒介技术，让全球沟通成为可能，所以让我们看到疫情的跨国界影响。（当然这部分还可以针对比特币和Libra白皮书的发展展开探讨，因为这种数字货币是全球化的产物，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具备典型的去中心化特征，超越了中央银行主张的货币主权，意味着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货币管理体系面临挑战，全球支付治理规则面临颠覆性重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文末我推荐的两本书）

经济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跨国流动的资本到底是在疫情中发挥怎样的角色呢？典型的结果就是，资本的非理性化。老子的《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智慧出，有大伪”。这句话的大意就是人的心思非常机灵巧绝，一旦受到刺激或引诱，往往会衍生出和原来恰恰相反的举止。想想此次疫情，会觉得一定程度就是人类过分运用智慧的结果。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的环境里，以道德规范来影响和调节行为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因此一定程度上，金钱可以诱发出好的价值，而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平衡二字。而这种非理性化，其实就是阿克洛夫书中提及的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呼吁“看得见的手”

动物精神的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和波动，他们的描述表明，现代市场经济对信心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动物精神即非理性行为的具体体现：信心是否充足、对公平的关注、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人们生活模版的成功“故事”。正如家庭有时和谐、有时争吵、有时高兴、有时忧伤、有时成功、有时混乱一样，整个经济也是时好时坏。社会结构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也会改变（比如血缘社会和趣缘社会的信任机制是不同的）。动物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人类行为的真实动机。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必须制定游戏规则。

动物精神展现了一个简单的逻辑：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也很重要，当公众情绪从极度喜悦到焦虑甚至害怕，其在股票价格以及经济活动的影响可能极其恐怖。在这样一个充满动物精神的不靠谱世界里，政府的角色就是应该设定条件，制定游戏规则，使得动物精神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我非常认同全球化研究者Terry Flew的一个观点，就是疫情之后，强政府时代即将到来，即expanded role of government。这与我们国家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谋而合的。这点我们也可以参考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到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的方案最终得到广泛认可，被世界各国采用，甚至奉为圭臬，载入法律，其核心理念就是引入政府的家长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的家长角色作用是搭建平台，这个平台是让创造力完全释放，但是也要能够制约由我们的动物精神引起的极端行为。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方式来抵消资本主义中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冲击。个人觉得我们国家近期提出的“新基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思路，政府搭建平台，激发市场活力，也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理解经济行为，如何理解人的行为，如何管理并促进经济繁荣，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能够真实反映人们观念和情感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动物精神，未来或许量化人们的心理也会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物联网时代，行为数据的获取会变得日益重要，而且远远比问卷调查的回忆式回答要重要的多。这也是我们研究网络社会治理必须理解的一个脉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理解马克斯·韦伯提及的社会行动类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传统的还是情绪的，因为需要和行动紧密联合，理解清楚不同代际人的需要，或许我们就能理解行动，那么我们的治理问题或许就会有一定出路了。因此，我们需要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思考，我们到底哪里不匹配。

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塑造对话可能

传播学研究中一个典型探讨的话题就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也有两批不同的学者在围绕话题展开。但在我看来，一切都需要进行辩证思考，就比如《交往在云端》一书中的一个观点，社交媒体让陌生之事变得熟悉，同样让熟悉之事变得陌生。社交媒体一般要包含七个功能：分享、在场、关系、身份、对话、群组与声誉。只是不同平台侧重不同，LinkedIn侧重身份，YouTube侧重分享，Facebook更强调关系。

而我们该如何理解互联网技术呢？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打破空间，很多私人领域的东西也可能被大众化，另一方面，一种永久联系在赋权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扰，意味着我们对自己在数字媒体中的行为虽然越来越有控制权，但同时也留下诸多电子痕迹，由此带来的社会监控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也是技术决定论的简单视角，即你使用技术的次数越多，技术利用你的次数越多，你受技术的影响也越大。

而不管是技术影响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是更美好还是更糟糕，我们都无法将其定论。但是反乌托邦关注欺骗行为、同族意识和社会阶层等问题（网络社会治理会注重反乌托邦的研究，即技术发展的哪些弊端是需要我们借助人为手段进行管理的），这也在我们心中积累了许多萦绕不去的阴霾，传播技术会将我们彼此孤立，让我们生活在巨大的蚕茧中，只能容下与自己相似的群体，我们更喜欢机器，而不是人。这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们对技术的一种立场，这些观点发掘了人们对于信任、联系、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深层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引发的持续不断的竞争。（社会变迁与人的需求冲突）这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无论技术研发的初衷如何，拥有不同利益群体或需求的其他社会群体都会调整、修改和颠覆那些最初的技术设定，就像所有的新技术在出现之时，都会强调自己的友善一样。当然，这也成为当下互联网公司倡导的“tech for good”一个道理。

从治理角度看，疫情暴漏出来的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在发展，可人的需求和思想似乎还停留在非信息时代，最典型的就是疫情数据上报仍然采用表格记录。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大众传播时代，呼吁媒介素养教育，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呼吁数据素养，即作为决策者，如果不能很好的更新自己，就不能更好的理解社会，自然也谈不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治理的归途：社会失范的解决

这一部分我其实受到涂尔干思想影响很大，涂尔干是现代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社会分工论》《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自杀论》，这三本奠定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奠定了涂尔干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涂尔干是一个学院派的社会学家，不像马克思和韦伯等人那样深深的卷入到了社会与政治活动当中。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社会情境的关注和道德关怀，因此著作与危机紧密相连，主要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

在他看来，自由的前提是规制，人们的欲望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制，有人曾经极力鼓吹这种“规范失散状态”的正当性，认为它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涂尔干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我若想要得到自由，首先就要拒绝其他人在肉体、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内所享有的利益和特权，防止他限制我的自由，而我们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规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保障个人的经济独立地位，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规范总归是必须的，否则，自由也不过是一种虚名。

那社会失范到底如何产生，以及该如何解决呢？在涂尔干时代，社会失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资源有限，而社会容量（人口的数量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在增加。如何消除社会失范呢？涂尔干和孔德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孔德明确指出，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建人们之间的思想一致，二是加强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调节作用。（在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整体层次上来实现社会整合），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劳动分工高度发达，各种法人团体即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对于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解决社会危机面临的各种问题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但是他也没有否认国家以及社会整体层次上规范和整合社会活动的力量。因此涂尔干主张：公共道德层面上提倡和宣传爱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建设来保障国家的作用，比如职业群体和国家的互动。我想此次疫情大家可能会根据身边舆论有明显的体会，社会失范通过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命运与共的群体得以缓解。

但我们生活的时代毕竟与涂尔干有所不同，那么面临网络时代的失范，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特别在网络化个人主义、有机团结盛行的当下，我们或许可以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进行解释，一定程度来说，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解决方式，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团结的变化，即机械团结开始转向有机团结，机械团结（个体意识被削弱，古代社会的比重比较大）是通过集体意识把社会进行联合，有机团结（现代社会中的比重比较大）则是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连接起来的社会结合类型。之所以比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不一样是因为劳动分工、异质性、个体意识的崛起。但这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联系，分工越发展，个人就越需要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个体会更多的依赖于职业群体，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因此加强对某一群体的管理，就成为当今治理研究中的要点，比如我们生活中关于直播带货带来的系列问题，我们就需要呼吁网络主播规范。

结尾的话：到底什么才是现代性

从小农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充满了风险，对现代性的随意扬弃或充满私欲的吸收操控，就时刻有掉入大坑的危险。自由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的现代性大坑。过去一直有人倡导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坚信只有那样才会有自由。可是，笼子造好了，却发现把那些造笼子的关进去最容易。然后更是欣喜地发现，他们只有在自己造的笼子里，才会感到安全，才会觉得舒服，才有活下去的指望。西方给这个笼子起了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叫quarantine。记住，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农社会意识导向的社会，当你手机里的信息追不上你坐飞机的身体时，当你用工业化的工具捕尽天下生物，并用它们来构建你舌尖上的中国时，当我们要享受工业化的一切，却和小农社会价值观难舍难分，暧昧不清时，闹剧和悲剧就会轮番上演。这时候，你不会再看到美，只有钱能使你绽放；你不会再发现性感，只有色情能让你把眼睛睁开；你不会再服从，只有权力才会让你跪下去。诸如此类，让你萎缩，让你驼背，并以现代性的名义，最终让你乖乖的自愿进入笼子里——quarantine！那么这些与吉登斯探讨的现代性又有何不同，我们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想起之前看的一部日本电影《烟花》的两句台词，再相见，又会是怎样的世界呢？而如果，需要靠自己将其找回。有人说，这次疫情是一个很好的暂停键，让我们停下了匆忙的脚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反思：面对不确定的世界，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还可以再问问自己：等疫情过去，你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参考文献

本文是本学期网络课程中，笔者基于《比特币》《LIBRA一种创新金融实验》《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交往在云端》《动物精神》《超越孤独: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之道》《生活的经济解释》《自杀论》《社会行动的结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与异质性》《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等系列书籍和文章阅读之后的感悟；也有和导师、长辈、同辈交流的启发和网络观察的思考。

作者介绍：

郭巧敏，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