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
《礼记》按照所述内容可分为四类:
记礼节条文,补他书所不备,如《曲礼》、《檀弓》、《玉藻》、《丧服小记》等。
阐述周礼的意义,如《曾子问》、《礼运》、《礼器》、《郊特牲》、《内则》、《学记》、《乐记》、《祭法》等。
解释《仪礼》之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
专记某项制度和政令,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明堂位》等。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东汉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戴德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礼记》四十九篇的文体大致可分为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三种类型。
议论文:这一类包括《礼记》中的运用论说的表达方式,以阐述礼义、发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篇章,如《曾子问》《礼运》《礼器》《大传》《学记》《乐记》《祭义》的大部分、《祭统》《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涉及的篇目计有26篇。这些议论性篇章突出的文体特点是:文章结构比较完整,论证透辟,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并注意采用多种手法来说理。“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说明文:这一类包括《礼记》中以说明的表达方式,记录各种礼制的篇章,主要有《曲礼上》《曲礼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等,涉及的篇目有21篇。这些说明性的篇章常常不避繁琐,详细记载各种礼仪末节,诸如君臣、父子、夫妇相见之礼,饮食、洒扫、言语、应对之法,朝聘、会盟、交友之仪等等,无不备载于文字。
记叙文:这一类包括《礼记》中主要以叙述的表达方式,记载有关“礼”的言行及事件的篇章,主要有《檀弓上》《檀弓下》,还有散见于《杂记下》《祭义》《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射义》等篇的一些片断,涉及的篇目共有8篇。这些记述文篇章的文体特征主要是:叙事性较强,有完整的叙述情节。
《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读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其弟子子游以答问的形式提出了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并进而说明“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特征,而礼制则是“小康”社会的纲纪,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建设。
《礼记》许多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礼乐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义。《礼记·儒行》明确提出:“礼之以和为贵。”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礼记》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家庭结构状况,并且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进行了详细地解读,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家庭伦理规范,指导着当代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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