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伟《上海病人》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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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超伟《上海病人》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选自《特区文学》2020年2期
冬雷
本名王建淳，1994年生于福建龙岩，现居深圳，《特区文学》编辑部主任，业余写作。
薛超伟：他为不确定而写
文 | 冬雷
青年作者群体的壮大，是近年来文学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这背后自然有各家刊物的推波助澜，但同时也是时代趋势所致，它反映出读者对于新形式、新内容、新思潮的渴求。我作为《特区文学》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青年写作者，我和我们的刊物，自2018年改版，一起经历了成长。不惮于包容新面孔，不惮于收罗新鲜的叙事实验，挖掘也培育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写作者。这其中，有一些作品可能尚且稚嫩，但不得不说，相当数量的作者已展现出卓越的品质，薛超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想在这里说一说他的写作。
《特区文学》2020年2期
薛超伟的小说非常奇特，打眼一看极其质朴，物理公式一般极尽简单，却不能再简化一分。
然而细细品味，却实在又大有可观。同样是中短篇小说，他常常能写出长篇小说的气势。信息量大且丰富，常常能延展读者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却并没有因此而过分增加理解负担。
在对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评价时，我很看重他的创作难度。一篇小说的写作难度，决定了作品所能具有的上限。薛超伟的作品写作难度系数显然是很高的。
写什么？
首先，他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命题更具有讨论的价值。与众多青年作家描写个体日常生活的“小确丧”不同，他有一种更加超脱的写作意识，总是将目光投向那些独特或永恒的地方。
薛超伟的作品中，在《水鬼》一文中，他敏感地把握到一群等着拆迁的小镇居民在当代社会的无所适从感；《上海病人》则聚焦在社恐青年身上，将这种无所适从感给放大了，突出了城市之宏大与个人之渺小的更加鲜活的体验。此外，《换亲》是山村男女婚恋题材；《同屋》则描绘蜗居男女的悲喜与生活的真实与虚构；《渥丹的颜色》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可以看做对城市青年孤独的描摹。
薛超伟可以在各个题材之间穿梭自如，在情绪上并不局限于“小确丧”，文本背后却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非如此作家无法对现实生活进行长期的凝视。而没有长期凝视的习惯，作品在细微之处将失去其真实性。薛超伟对大多数事物都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也正因如此，他说：“人们写作的一部分原因，是发问和自省。”
而从技巧层面来看，他的作品的修辞手法、行文结构都不太凸显，似乎是刻意放弃了这些谋布；而语言上更是删繁就简，显得清寡。当这些手段被弃置之后，叙事能腾挪施展的空间便少了，如此逼仄的情况，其实非常容易让读者懈怠，但是薛超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吸引住读者。
怎么写？
场面与对话调度
薛超伟的小说中有不少难度表演，比如《水鬼》当中，写过一个打群架的场景。这个场景和聚会一样难以调度，需要考虑人物的出场顺序，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退场，他需要在这个场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什么样的篇幅，同时，还需要考虑如此多的人物在大众场合的说话方式、动机，这些稍有不慎便会露出败笔。而越是混乱的场景就越考验作家的能力。《水鬼》的群架段落，却写成了一幅市井画卷，有声、有色、有味。里面的人物众多，纷纷扰扰，每一个角色却都被照顾到，并安排得井井有条，值得反复咀嚼。
在对青年作家的语言进行探讨时，我爱关注他们写对话的能力。作家不能照着现实对话搬迁，这便极考验作家的综合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很多青年作家颇怵对话，往往试图用叙事代替对话的功用，而这常使作品冗长、笨重。好的对话，不仅要承前启后、表达文章意图，更要体现人物身份、性格、动机。薛超伟在《水鬼》一文中，孙卫国儿子被赖哥踢坏，他为报复将村中居民汽车刮花，被警察抓住审问后，有如下对话：
民警听得耳熟，问这就死了？
“踢坏了，肠子穿孔。踢坏了，又感染，医院里躺了几天，就没了。”
“你怎么不报警？”
“那狗叫赖哥，他们叫他赖哥，你们抓他。”
“赖哥——你划他车就好，其它车无辜的。”
“我报警了。我说赖哥把我儿子打到半死。你们过来，先检查了他的真皮椅，说，啧啧啧，炸得真狠。我说我儿子躺在医院，肛门都是血。有个老太婆靠上来，塞给我两万块，让我去救急，我以为是好人，就收了。后来你们跟我说，这事已经调解好了。我说可是春崽死了，你们说，你钱都收了，我们有证据的。可是春崽死了。”
“你别‘你们你们’的，那天是礼拜几？”
“两万块，我想过买两万盒擦炮，往那狗日的车里扔。可车不知道停哪了。”
“我问你，那天是礼拜几，你报警那天。”
“礼拜四。”男人终于追上了民警的思路。
“礼拜四。”民警看看排班表，沉重地舒了口气。
这个对话很值得玩味。两个“踢坏了”，对人物内心的把握非常精准。仅仅就这一句就将孙卫国的心态给鲜活地塑造出来了，但我们也容易忽视另一个声音——警察。他对孙卫国和整个对话都有重大影响。一个冷静，一个激动，一个公事公办，一个正受切肤之痛。也正因为有如此对比，整个对话戏剧张力十足。而警察在谈话间的暗暗指责，不仅将张力给扩大了更增添一层悲剧色彩。当民警问“你怎么不报警？”时，如果平庸作者便会把下文的“我报警了……”给续上了。而作者正是体察到人物内心紧张、焦虑、急迫、委屈、无奈，才有了那句：“ 那狗叫赖哥，他们叫他赖哥，你们抓他。 ”对话的精准，很多作家都可以写好，但中间那两个句却显难得，在我看来就是薛超伟硬实力的体现。
薛超伟语言的精妙很难描述。他的作品中，大部分句子并不显得工巧，但却有精良的质地，恰如重剑，并不锋利，但杀伤力不可小觑。薛超伟的早期作品如《水鬼》《同屋》，虽不甚明显，但仍能窥见其在语言上下的功夫。字句精准、利落，语感也清爽、畅快。而越到后期，他小说语言越发朴素，摈弃了对词语的过分精炼之后，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句子与句子，篇章与篇章的整体谋布上。他的作品整个看下来，像一幅书法，或收或放，张弛有度。
原生细节
帕慕克曾说：“比小说主人公性格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如何融入到周围的景观、事件和环境。” 我们观察薛超伟的创作，很难找到一处有对人物或者环境进行改造过的痕迹。无论是《换亲》中的小山村，《上海病人》《同屋》中的大上海，《水鬼》中的小镇，都具有其本就如此的特性，而人物在此中的行走坐卧都极为妥帖。环境在薛超伟的笔下像是一套合身衣服，穿在人物身上。
这里不得不说薛超伟对于作品细节的抓取能力。《水鬼》中，杨照对公交车快要撞上两个人时，他是否站在女主身后而耿耿于怀；《渥丹的颜色》中，陈香雪假装自己是任何一个人，假装自己拥有任何东西，并把这当做一种游戏；《同屋》中，徐坤抄写去年今日的日记，重温旧时光；《上海病人》中，两位社恐女孩在虹桥火车站假装接站，肆无忌惮地看人……这些细节均具有某种神秘性，像是施了魔法般吸引读者眼球。更加难得的是，他小说中的细节和文章高度融洽，甚至难以剥离。
“冷热金针”
比如在《红楼梦》就使用了“冷热金针”（推动情节的动力是两极之间的交替转化）的方式来推动情节，像是只要写到宴会便会穿插凄冷的片段。薛超伟的小说也有类似的手法。在他的小说中，真假与虚实便是两个极为典型的概念对。
拿《换亲》举例子，这个题材相对来说显得老旧，写得好的作品也颇多，甚至现在看来，这一题材有“油腻感”。但是薛超伟却仍旧能写出不一样的风味。他一打头就塑造了一种紧张感，之后马上进行了一次时间的跃迁，并以“细节已不可考”将这种阅读期待给消弭了，造成了吊着读者的事实，但没有造成刻意吊着读者的感觉。在之后，薛超伟利用故事时间的快慢，自身稳健成熟的笔调将文本内的故事的老旧感给消弭了。
同时，许多细节在《换亲》中并不可考，阿乃是不是凶手不清楚，阿七与陈强是不是在一块了不清楚，李顺弟具体什么死因不清楚。文章内里虚虚实实，如真似假。《水鬼》当中，开头的一段对话，描摹得如此真切，你以为是事实，但是作者却说： “如果那天，这个来自石头县的异乡人站起来，接受派出所的审问，或许会有上述这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程序。 ”
《上海病人》和《同屋》同样如此，写一分真实就埋一分虚构。与此同时，小说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构成一种映衬，《水鬼》中，按摩技师和陈宁月构成对照；杨欣与陈宁月又是一组对照；而陈宁月自己是个多重人格，人格与人格之间又是一组对照。在《同屋》当中，这种人物间的相互对照、相互映衬就更加明显了。而在《上海病人》当中，上海之大与病人之小更是一组极具特色的对照。
薛超伟的笔下的现实始终带有一定“虚构”色彩，而虚构只是真实的一个影子，但它与本体结合，映射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生存场景。无论是题旨的多样性，还是虚构与真实的互联互通，薛超伟都在逐渐逼近“呈现精准的生活描述”这一目标。
当然，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如果翻转多次，便也会形成一种美学上的疲劳，《同屋》便给我这种感觉，而《上海病人》阅读阿鱼的片段时能早于文本猜出之后的反转，也表明薛超伟在对虚实的运用上还有提升空间。
为不确定而写
薛超伟小说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事物的真相，他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他在《水鬼》的创作谈中说道： “我喜欢写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实在，因为我把握不了很多事物的真相。 ”他在作品中从不居高临下，给出具体的答案，而只负责呈现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现象，把寻找答案的工作交给了读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作品中并不向读者施加批判，读者与他是合作关系，也是他小说文本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而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却陷入到另外一种误区，他们的小说常常尖锐但却琐碎，简约但却空洞，嘶吼但却缺乏力量，这一类的小说像是一串形式精美但不能解析的代码。
如何掌握读者的参与程度，非常考验青年作者的驾驭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作品需要有更多的留白，也意味着要设置更开放的题旨。薛超伟的写作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他的小说具有某种内在张力，内容庞杂但不至于失去逻辑、意蕴朦胧但不至于迷失方向、题旨多解但言之有物。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他作品被领略的难度，且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篇作品时甚至能得出迥异的观点，而这也正是他小说的魅力之一。
薛超伟的写作还在探索之中，也尚未形成成熟的面目，但他作品之中所裹挟的情绪、力量、美感会随着阅读的深入而逐渐溢出，展现出相当的才华与潜能，他的创作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非常值得读者期待。
薛超伟
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散见《上海文学》《山西文学》《特区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现居杭州。
薛超伟
发表
作品
《上海病人》，《特区文学》2020年2期
《渥丹的颜色》，《山西文学》2020年3期
《水鬼》，《特区文学》2019年5期
《换亲》，《上海文学》2018年13期增刊
《同屋》，《上海文学》2017年12期
本刊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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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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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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