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维影响下，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都是社会的佼佼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掌握当时最高等级的文化知识体系，拥有极高的综合素养，许多人都曾经是庙堂之上的中流砥柱，但他们往往坚持操守，不落世俗，进入仕途不为高官厚禄，而是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

当他们的政见理想不被理解和支持时，不会委曲求全，而是选择退居山野，最终不官不仕，这个种群，被历代称为"隐逸之士"，今天来说说中国特有的隐士及隐士文化。

隐逸是自古至今的高士理想

古籍《周易·上经·坤》则中记载，"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大概是说，天地融合，万物繁茂，天地隔绝，阴阳不通，作为贤达的人，将归隐不出。，《周易》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典籍之一，它所记录的先哲思想深邃而广泛。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政通人和贤士们会出来辅佐，如果社会黑暗混乱，那么贤达的人就会离开世俗。宋代著名学者欧阳修在《五代史．一行传》序言中，感叹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表达了同样的情愫。

古代文人是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脱胎于魏晋时期的士族，拥有巨大的清流舆论影响力，也是不属于政治势力的存在。隐逸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近代以前，中国处于原生自然经济，都市范围小且分散，传统文人们的消极方式，多以山野乡林或者返回故里，构筑人生最后净土，代表他们秉性高洁，不为世俗所污染的崇高境界，这也是对时政的一种无言抵抗和心理蔑视。

《周易》所指的"贤人"，就是社会上那些有才能、有学问、有修养、有本领的"四有高人"，他们不仅自己身处文化高位，而且周边往往聚集了一帮同样志向的师友，都是拥有为官为宦的能力，而鄙视营苟官宦生活的人。

《论语》中，有"子使漆雕开仕"一则，漆雕开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位，他学识渊博，见识不凡，孔子曾经希望他去当官，不要埋没自己的才华，漆雕开却回答说，"吾斯之未能信"，委婉的表达了拒绝的意思。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人人追名逐利，放弃了理想和抱负，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适合出去做官。孔子也知道不合时宜，所以对弟子的表态非常高兴。这就是文人风骨的折射，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两千年。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作"隐士"

隐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神秘的部分，时至今日，在终南山的深壑旷野中，依然还有存在，他们避开浮世尘寰，专注修行自身，与风雨鸟兽为伍是他们的理想，其中不免夹杂着对现实的失落和无奈。

《南史·隐逸》对隐士的描述是，"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认为"隐士"首先要有文化修养，他们保持特立独行的人格特征，追求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境界，不依附权势和社交背景，"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这些举动的背后，其实是有着超凡才德学识的强大支撑。所以，能够作为隐士的，绝对不是一般人，那些没有素养为基础的人隐居深山，与砍柴打猎的樵夫猎户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逸故事还有不少，这里举几个耳熟能详的例子。

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伯夷叔齐，伯夷为长子，叔齐是三子。孤竹君年老，欲立三子叔齐继承王位，这是违反"嫡长制"的，伯夷叔齐二人无法违背父命，只好相约出逃。后来周武王灭纣，二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吟唱着"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有人告诉二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菜也是周土上长出来的，不如一起去周朝做官。二人听闻此言，竟然连野菜也不吃了，以至于饿死在山林中。伯夷叔齐的行为，名为隐居，实则明志，是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清醒自持。难怪孔子评价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几百年后的始皇时代，又出了著名的"商山四皓"。这四位贤士信奉黄老之学，是秦末七十博士官中的四位，分别是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紫芝歌》中表达了他们的志向，"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为了自身的功名利禄，不免要屈居人下、卖笑迎合，远不如"无欲则刚"的清高境界。汉高祖刘邦久闻四皓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高士传》中写道，四皓隐居的地方是高车山，"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高车山上还有四皓碑和祠堂，皆汉惠帝所立。

"隐士文化"中的消极避世思想

每位隐士隐居的动机各不相同。《后汉书 逸民列传》记载，隐士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不降其志，求仁得仁，是主动追求的精神境界，而"回避全道、去危图安"者，则说的是一种消极避世行为。

随着大争之世的降临，原本的安逸生活被打破，没有竞争就没有存在的思维占据主导，后人对文人"隐居避世"的消极行为多有诟病，冠之以"堕落颓废"的帽子，更有甚者，以为是"不接地气"的典范。

在这些人看来，随波逐流才是真正的"接地气"，像屈原一样的贤士，必然为世俗所不容，只能是跳江自尽的下场。而看不到他们保有一份独醒的坚持，试图跳出恶浊环境的矜持，其实这种心境，虽然略有颓废之嫌，却仍比起那些削尖脑袋去追名逐利的人，要高尚的多。

林逋（967-1028），祖籍奉化大里黄贤村，是北宋著名隐逸贤者，他漫游江淮，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植梅养鹤，时人称为"和靖先生"。年轻继位的北宋真宗赵恒求贤若渴，特意让地方府县赠送粟米布帛，并多加照拂。有人劝林逋给皇帝面子，出仕做官，却被婉言谢绝，"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他终生不仕，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后世的成语"梅妻鹤子"即由此而来。

逊清遗老的"隐逸"，绝望中无奈之举

传统遗民的隐居选择，多以隐居"山林"、"不履城市"为目标，来表达自身与世事隔绝的坚定立场。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人们对物质生活的依赖程度不可替代，清帝垮台之后，部分清遗民无法沿袭传统"归隐"方式，只能选择充满尘世烟火气息，但是相对安逸的都市作为隐居之所。为了寻求安定和安全，清末民初特殊时代的产物——"租界"，便成了逊清遗民的隐逸生活的首选。

选择隐居租界的清代遗民，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有着丰厚的积蓄，能够供养自己后世生活无虞；有些施展自己的才能，在都市中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取得谋生之道。除此之外，他们为了消解精神寂寞，组建了许多不同名目的"朋友圈"，比如青岛的"十老会"、"同乡会"，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往来，诗酒文会不断，在交流中娱乐着人生理想。更有些人，与圈外人士亦颇多交往，包括政要军阀、文商贤达乃至外籍人士，逐渐融入新的生活环境。

租界这一特殊事物，起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最早出现在中国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外国列强觊觎中国领土，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暂时全面利益，中国政府则无权在租界内行使主权，因而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不想受制于"新朝统治"，又流连于"故国家乡"的逊清遗民，在绝望中选择租界作为"隐逸之地"，也是有理由的。

青岛遗民并不快乐的"桃源生活"

国学大师胡小石写道，"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依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机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中坚也。"民清鼎革，许多前清官员不食"民国之粟"，有些则"不耻于民国统治"，便选择到租界作遗老，青岛、上海甚至海外。

清遗民生活在租界内的生活是自由的，他们不仅能获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民国革命党迫害，还可以继续保留发辫、使用宣统纪年，满足内心失落的政治需要，这都是出于"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之现象也"的考虑。

比如，清帝逊位之时，著名中医王季寅因不愿剪掉发辫，故而由乡里转居青岛，其年谱中记载此事，"壬子七十岁，在里时剪发令严，乡里惊扰，君避居青岛，自光绪二十三年，德意志人占据青岛，至是，皆视为桃源"。

当时来青避难的著名人物，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吴郁生、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学部监督刘廷琛、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等，甚至还有一代怪才辜鸿铭、南海圣人康有为。这些人"拖着大辫子，以遗老自居"，"既无杀身之苦，也无亡命之难，又无降敌之讥，于道德无亏"，在都市中获得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时人谓之"寓公"。

虽然"于道德无亏"，但内心的苦闷还是不能化解。曾任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曾在日记中写道，"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终于，这位逊清遗老耐不住桃源寂寞，接受了伪满洲国的邀请，成为日伪控制下的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