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政治与卢旺达大屠杀

1994 年3个月的卢旺达大屠杀中，卢旺达基督教教堂成为主要杀戮场之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前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专机坠毁后，种族和政治暴力迅即点燃了这个非洲国家。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跑到教堂寻求庇护。但是，屠杀者包围了教堂，对里面的图西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他们用步枪扫射躲在教堂内的人群，透过教堂的窗户往里面扔手榴弹，然后用砍刀和匕首杀死剩下的人。

十多年过后，当年那场大规模血腥暴力的实物遗存只有少数被保留了下来。虽然一些教堂的砖头上仍可见当年留下的弹痕孔洞，斑斑血迹仍然存留在墙上和地板上，但是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掩埋，建筑得到逐步修缮，祈祷者的圣歌在星期天早晨又从教堂里传出。然而，对一些卢旺达人来说，教堂建筑却让他们的脑海中回荡着那场摧毁他们家庭的灾难的心痛记忆。尸体堆积在圣坛前的画面很难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对于一些人来说，教堂不再是一个可以给人们提供庇护的地方。

卢旺达国内以及国际上的许多人开始反思教会对这场大屠杀的卷入。特别是一些基督教徒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场可怕的屠杀会发生在非洲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地参与屠杀行为，而这个国家90% 以上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和新教? 一些批评家指出，不仅教堂成为屠杀地点，而且绝大多数参与屠杀的人也是基督徒，甚至就连一些牧师和神父也参与了屠杀。实际上，卢旺达的教会领导层充当了政府屠杀人民的帮凶。

理解卢旺达教会对这场屠杀的介入不仅需要明晰教堂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且还需要认真思考教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本质。卢旺达基督教教会不仅在国家层面上与当政者结盟实施这场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暴行，教会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角斗场。教会在卢旺达掌握巨量的社会资源和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不仅可以给予个人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可以为少数人提供变得富足的机会。其结果是，教会内部的权力争斗十分激烈。并且，从基督教布教团进入卢旺达的那一天开始，这种权力斗争就和种族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教会卷入大屠杀，不是简单的因为教会领导极力想去避免站在政府的反面，而是因为种族冲突本身就是卢旺达教会政治的一部分。卢旺达教会之所以卷入大屠杀而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就是因为教徒们知道教会内部权力斗争的事实，而种族问题始终处于这种争斗最根本的位置。

卢旺达历史上，基督教会的确在界定人们种族身份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宗教本身并不是一种重要的身份。卢旺达不同的教会间的对话是一件经常且简单的事情，不少同一家庭内的成员分属不同的教会，甚至还包括信仰穆斯林和本土宗教的成员。在政治科学中另外一种常见的分析宗教的方法视宗教团体为利益集团。他们认为，宗教团体很像工会和妇女组织，人们加入这些团体中是因为他们想法一致并且力图借该组织来增进其政治权力。这种方法单纯地把政治界定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并且认为宗教团体只有在影响到国家工作人员、机构以及政策时，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卢旺达的宗教团体的确是很像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地方层面来讲，教会领导都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不管是天主教会、英国圣公会、长老会还是浸信会的领导，都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以及他的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地方，情况也大体类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在动员对政府的支持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方面明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策划这场屠杀的军官和政府官员团体中，相关研究并没有发现宗教领导者的身影，即便是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并以反图西观点而闻名的天主教主教也没有参与。虽然一些地方上的教会领导直接参与了在其各自地区的大屠杀，然而更多关于教会的批评不是它们参与屠杀的行为，而是关于它们在大屠杀中的不作为。

尽管教会并不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组织者，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从事种族政治、教育教民服从权威的做法却让参与大屠杀的人忽视了基督教原则的神圣性，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与宗教精神相悖的。许多在地区层面参与屠杀的“死亡小分队”不仅包括世俗的教会领导，而且还包括神父和牧师以及其他教会从业人员。教会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远不是旁观者，而是为大屠杀提供至关重要道义支持的参与者。

卢旺达的教会很明显就是政治机构，因为它可以在资源分配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教会享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并且在国内具有筹集资金的重要能力，所以教会拥有巨量的可支配资源。那些在卢旺达教会中拥有高职的人员用他们的权力去决定谁得到工作、奖学金和援助。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呈现给我们的是阴谋诡计、合纵连横、世袭关系以及种族歧视。卢旺达教会不仅涉足政治，宣称“图西问题需要一个最终的解决”，而且大屠杀本身就是教会内部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

殖民时期形成的3条重要传统继续在塑造着卢旺达教会的社会属性：首先，欧洲传教士于1900年到达卢旺达伊始，就试图使教会成为该国权力斗争的重要行为体。传教士领导们相信，一个对宗教抱有同情态度的友好的政府有助于人们改信基督教。因此，教会从一开始就督促自己的传教士尽最大可能去取悦当地人首领和正统法院，游说活动主要集中在精英身上。当这一传教战略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成效之后，传教团体开始改变单纯取悦政治领导人的策略，转而努力促成教徒当上政治领袖。1931年，白人神父是废黜姆辛噶国王和把他赞成天主教的儿子鲁达黑瓦推上新王位的一支重要幕后力量。新国王向民众传递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加入天主教会是获取政治权力的关键因素。于是，精英们开始改变信仰，而民众则很快纷纷效仿。新教布教使团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

第二个重要的传统是教会对卢旺达种族政治的积极介入。种族划分深刻影响了布教使团的传教战略，决定着谁应当被视为精英和成为游说的对象。在地区、部落以及其他社会分野中，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传教士们最重视的是胡图人、图西人和特瓦人的区分，并把这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来加以认知。他们认为特瓦人是矮小的“侏儒”，不那么聪明但却野蛮得多，胡图人勤劳，图西人与欧洲人更为接近并天生聪慧。他们的这一判断深刻影响了欧洲殖民者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殖民政策，并最终塑造了两个国家的社会现实。当德国殖民者和比利时殖民者把这种认识当做制定政策的基础，种族标签便开始在实践中变得非常重要。间接统治和政治系统的集权化有效地剥夺了胡图人的政治机会。

由于教会相信图西人在种族上具有天生的优越性，所以更愿意把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提供给图西人。而一旦图西人成为神职人员之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进一步促进和固化他们自己种族的利益和地位。二战后，一支受mz思想影响的天主教使团对卢旺达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提出质疑，并有意识地通过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来培养一个由胡图人构成的在野精英团体。1959年，当一场农民起义把图西人赶下台后，教会所培养的胡图精英团体开始走出教堂并承担政治领导的任务。1959年的革命改变了卢旺达的政治版图，胡图人上台执政，但教会对政治的介入状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第三个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的传统是教会在组织生产和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重要性，而这并没有被人们所广泛认知。天主教和新教使团建立学校和卫生中心，引进新的农作物和耕作技术，开展一系列盈利的项目。因此，从传教士来到卢旺达的那天起，地方教会就远非单纯的精神组织。教会通过为人民提供种子、消费品和医疗服务，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人们开始渴望获得神父等教会的相关职位，因为这不仅可以给予他们社会地位，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社会地位来获得分配资源和机会的权力。随着时间的发展，教会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会内部的权力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总之，在殖民地时期，教会是卢旺达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通过教会人们可以获取社会影响力和各种接近资源的机会。在教会内部，世袭的力量结构和不同派系之间为获取权力而相互角力。虽然教会深深卷入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但是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属性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同国家权力的关系，因为最主要的权力斗争发生在教会内部。在这种争夺权力的斗争中，种族分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图西人在教会内部获得了优势权力并努力保持他们的地位，但是胡图人也在其中获得了有限的机会。胡图人在获取国家权力之前，需要努力获取在教会内部的权力。这种教会内部的胡图-图西权力分野局面在卢旺达独立后保留了下来，并且比其他公共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图西人被赶下台，但是卢旺达教会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独立后并没有多少改变。教会在殖民时代帮助图西人强化了其对卢旺达的统治，独立后又扮演着支持胡图人的角色。新总统同样是教会领袖精心挑选的结果。虽然教会从支持图西人转向支持胡图人，但是它对种族政治的介入一如既往。在教会内部，虽然神父和牧师仍然多为图西人，但是胡图人开始迅速占据一些教会的领导职位。独立后，图西人几乎被完全剥夺了担任政府和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机会，教会成为图西人唯一保留的可以掌握重要权力的公共机构。种族问题继续在教会内部制造着紧张关系。由于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在帮助胡图人获得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胡图人信任教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胡图人加入教会。但是，胡图人发现，他们教会的神父和老师却大多是图西人。1973年，布隆迪爆发了反对胡图人的暴力骚乱，迅即在卢旺达激发了反图西人的报复。教会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成为首先遭到冲击的目标，胡图暴徒赶走图西老师和学生，声称图西人在试图阻止胡图人革命事业的完成。

1973年，以哈比亚利马纳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卡伊班达政府，为缓和种族关系，哈比亚利马纳推行“均衡政策”，根据图西人在卢旺达总人口中的比例来限制他们受教育以及获得公职的机会。政府和军队中很少见到图西人的影子，教会几乎成为图西人获得公职的唯一机会。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与以胡图人为首的教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首都基加利天主教主教是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妻子的宗教忏悔者，同时是执政党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到1985年因梵蒂冈反对才被迫辞去职务。

从理论上来说教会是等级森严和中央集权的机构，但实际上任命并可随意撤换，但是他们的自主权很大。在地区层面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教会往往比政府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源。在卢旺达，神父和牧师是令人羡慕的职位，围绕这些职位展开争夺的烈度可与政府内部的权力争斗相提并论。卢旺达有许多拯救教区，他们主要进行祈祷、圣经学习和社区活动等，教区拥有巨量的可供支配的资源。

教会领导利用手中的职权让人们依靠他们获得资源和好处。但资源分配不均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不满，更多的人试图从内部改革教会。一些受到其他神学运动影响的人也开始指责教会的道德地位，并主张革新教会的宗教生活。由于教会对经济活动的涉足日渐增多，它在经济上的腐败行为也招致反对者越来越多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会的发展不仅使其倾向于支持卢旺达的mz改革，而且也在教会内部制造着改革的压力。许多教会领袖之所以对大屠杀采取了认同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继续把持权力和阻挠教会的改革。

大屠杀是卢旺达政治精英为继续维持其权力而故意制造仇恨和恐惧的结果。由于感到他们对社会权力的控制受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挑战，一小撮胡图政治家、军官和商人选择大屠杀作为除掉对手和获取大众支持的最佳战略。图西军官对布隆迪胡图族总统的暗杀行为、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死亡，以及政府军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战争的重新爆发，都使得“图西人的威胁”变得更为可信。通过种族歧视以及号召人们为大屠杀的组织者提供支持，卢旺达教会使得屠杀图西人的行为在道义上得以获许。

大屠杀发生前的几年，教会扮演了支持mz变革与采取保守反应的双重角色，而种族分立成为这一切行为的替罪羊。在其当政的第一个十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通过维持社会秩序、吸引国际投资获得了人们的支持。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卢旺达人口密度增加，土地过度耕作，土壤肥力下降，失地农民增多。卢旺达的主要出口货物咖啡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崩溃使得农民雪上加霜，使得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受到损害。在这种状况下，官员的腐败行为愈发为人们所不能容忍。不少报纸和杂志成为人们表达对现存政权不满和呼吁实行改革的重要渠道，不断地有来自教会的群体号召政府要尊重人权、给反对党以合法地位，以及进行公正的选举。许多图西人加入了这些抗议活动。

1990年10月，罗马教廷访问卢旺达前夕，甚至与政府是亲密盟友关系的卢旺达天主教主教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指责官员的腐败行为、地区歧视和种族歧视，号召在卢旺达实行言论自由。在日益增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宣布他将致力于mz化改革。但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此时发动的军事进攻改变了这一政治方程式。战争既增大了改革的压力，也为哈比亚利马纳争取民众支持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在接下来的4年中，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他的支持者采取了两种战略。一方面，为取悦反对者和国际社会，哈比亚利马纳承诺实行结构性的政治改革。1990年7月，哈比亚利马纳宣布卢旺达将成为一个多党mz制国家，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制订完成这一过渡的最佳方案。1991年，卢旺达国家立法机关采纳了该委员会制订的新宪法，该宪法在卢旺达设立总理一职并勾画了从一党制国家向多党制国家过渡的蓝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数个新反对党成立，其中最大的3个反对党结成联盟向哈比亚利马纳施加压力，要求他任命一个多党制的“国家联合政府”。哈比亚利马纳任命一名来自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成员担任总理，而该总理任命的所有部长中只有一名不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成员。反对党联盟对此提出激烈抗议。1992年3月，哈比亚利马纳同意任命一名非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成员担任总理，并承诺将在内阁中公平地为执政党和反对党提供职位。

另一方面，在做出这些让步的同时，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盟友努力阻挠改革，取消反对党的合法地位，通过“组织化混乱”来重新获得民众支持。哈比亚利马纳的支持者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以此来使人们对mz化改革的成果产生怀疑。士兵和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成员，特别是其青年组织联攻派民兵努力破坏反对党联盟和攻击其政治领导人。在多党制政府成立后，士兵和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青年成员大肆展开武装抢劫等犯罪活动，以此来制造一种社会的总体不安全感。

1990年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内战后，政府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通过制造屠杀图西人的事件来挑起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战争扩大化之后，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及其妻子保持密切联系的胡图极端分子开始在胡图群众中制造种族偏执情绪，他们把自己装扮成胡图利益的捍卫者，并宣称反对党受到了图西人的欺骗。这伙极端分子进而宣称，图西人正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惊天阴谋，妄图推翻1959年的革命成果和重新奴役胡图人。由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的攻击让成千上万的卢旺达人无家可归，“图西人的阴谋”这一说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相信。

1993年，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订了和平协定。但是，这一协定的签订却成为反动力量聚结的理由。他们宣称该和平协定出卖了胡图人的利益，给予图西人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太多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许多胡图族政治家离开了反对党并重新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结盟，这样，图西人成为政府最明显的敌人。1993年，布隆迪发生了图西军官杀死布隆迪胡图族总统的事件，这进一步加剧了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疑虑。数以万计的布隆迪胡图人逃往卢旺达避难，更激发了卢旺达胡图人内部反图西人的情绪。在这段时间的某一时刻，一个与总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极端分子集团秘密制订了一个屠杀图西人的计划，希望屠杀可以帮助他们除掉反对派，并把胡图民众团结在现任政权周围。而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罹难事件，则成为这场屠杀的导火索。

教会之所以支持大屠杀，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教会的领导人物和当局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会公职人员在保持政治体制现状和反对改革方面有着巨大的动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官员联系密切，还因为他们从现任的神职中获得巨大利益。正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对他们权力的直接挑战让教会领袖们也开始宣扬“图西人的威胁”。由于教会领导人正是部分的凭借种族政治而取得职位，因而他们理所当然的从种族角度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权力威胁。在图西人与胡图温和派试图改革教会的权力结构时，教会领袖们很容易相信这是一个力图使卢旺达回到1959年革命之前的阴谋——图西人将会重新掌管教会。在大屠杀中，教职人员把对图西人的攻击看做是使教会免遭改革冲击和保持既得权力的自我保护。

在卢旺达mz化的动员时期，教会领袖采取了一种混合的立场。一方面，为维护他们在教民心中的合法性，他们承认mz化和保护人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一些教会领袖立场鲜明地支持哈比亚利马纳，反对卢旺达爱国阵线。

1993年，恩雍多地区的主教曾警告把武器分发给民兵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但是更多的教会领袖不愿意批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1990年至1993年，卢旺达发生了多场规模不一的屠杀事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教会领袖站出来明确公开谴责这些暴行。而当1994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教职人员非但不公开谴责针对图西人的暴力行为和鼓动宣传，反而继续号召人们保持对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忠诚。教会同政府长期结盟的历史以及教会内部存在的种族歧视使卢旺达教徒相信，组织起来反对“图西人的阴谋”是同教会保持一致的。其结果是，在地区层面，许多教会雇员和领袖人物成为反对图西人的民兵组织的一员。在大屠杀中攻击聚集在教堂中图西人的最主要力量就是教徒。

大屠杀发生一个月后，虽然天主教主教和新教领袖发表了一个关于恢复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声明，但是他们视暴力屠杀为纯粹的战争产物，对参战双方的批评是大体相同的。在该声明中，没有用“大屠杀”这个词，甚至也没有提到针对图西民众的系统屠杀现象。教会领导人也从来没有谴责在教堂中进行屠杀是亵渎教义的不当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绝大多数参与屠杀的卢旺达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教会是支持屠杀行为的。

鉴于主要教会领袖的这种态度和教会内部种族政治的历史，许多卢旺达基督徒完全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肆无忌惮地卷入了针对图西人的杀戮。他们用参与暴力行为作为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其中就包括那些想在教会内部得到职位晋升的人员。神职人员经常被他们自己教区的信徒所杀害。民兵小组负责人和路障的设置者成为非常有权力的人，他们可以在教区和其他社会领域展示自己的权威，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就经常是这些民兵小组的领导者。

一些教会神职人员宣称参与屠杀是对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战争行为的正当防卫。他们认为，一些图西人丧失生命是战争一种不幸的必然。即便是在大屠杀结束和组织屠杀的政府被赶下台之后，一些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拒绝承认曾经犯下的罪行。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听到卢旺达教会在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时，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是卢旺达教会思维浅薄的结果。不仅忽视了基督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曾多次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暴力行动，而且忽视了非洲基督教被殖民历史所塑造的事实。在卢旺达，传教士强调人们对政府当局的服从和尊敬。教徒被教育不仅需要严格遵守教义，而且还需要服从他们的上级和政府。传教士的活动表明，基督教不仅可能在权力斗争中受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操纵，而且还会接受种族歧视的思想。即使是在独立后的卢旺达，基督教也仍然强调权威和服从，并且充斥着政治操纵和歧视。虽然教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宣扬宗教仇恨和屠杀，但对人类的慈悲和爱也还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说教，支持大屠杀与卢旺达教徒曾经受到的这些宗教教育是相一致的。

卢旺达教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在非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一些人强调对神学教义的严格遵守，另外一些人则强调教会应当是承担社会进步和变革职能的机构。然而，在卢旺达的案例中，教会内部的分歧变得高度政治化，保守势力努力保护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宗教主张不受推行教会mz化改革势力的影响。这种内部的冲突就像教会与国家的联盟一样顽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教会卷入卢旺达大屠杀的事实。

教会拥有巨量的资源、数不清的项目以及巨大的地域渗透力，在社会财富、机会、阶级划分和种族权力关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个人和团体都利用教会来促进他们的利益。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推进教会mz化的斗争已经成为非洲大陆政治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状况却往往被政治科学家所忽视。卢旺达的事例说明，这种忽视是极其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