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阶段，魏晋南北朝时人物画已经发展到成熟期，它一改前期的写实风格从继承秦汉的沉稳、写实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突破了现实的界限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即在描绘事物的过程中加入画家自己的风格和思想，强调精神意境的传达。几乎所有的著名画家都是以人物画驰誉后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谢赫等，他们将中国古代绘画带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魏晋时期虽然短暂但辉煌。

这一时期的绘画有几个明显特征：一、在绘画内容上比汉代更为丰富了，比较突出的是佛教画的兴起，寺院壁画成了画家们挥毫逞气的主要场所。其他如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等都是常用的题材。二、在表现方法上克服汉代粗疏稚拙的缺点，日益精密。三、由于技法上的成熟，出现了不同风格流派。四、印度佛教美术的传入，给人物画的成长输入了新的营养；而士大夫的参与绘画活动，使绘画与文学、书法有了联系，并写出了理论著作，所以这时期人物画得以迅速提高，直接影响到隋唐人物画的发展。

中国人物画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体系，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细密精致而绚丽”的画风。造型准确精细，色彩鲜艳富丽，称之为“密体”；以张僧繇为代表的简练概括的画风，人物造型简练，赋彩单纯“迹简意淡而雅正”称之为“疏体”。这一时期在人物画方面成就最高的画家要数顾恺之，他画人物，注重人之“神”的刻画，尤其对眼睛来说，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所以他画人，数年不点睛，十分审慎。顾恺之在他的画论中，还提出了“迁想妙得”和“置阵布势”等见解，这些美学见解我们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当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理论，画论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在顾恺之美学基础上出现了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提出了以“气韵生动”为代表的古“六法”，确立了中国绘画的点评标准。所以魏晋绘画在表现方法上克服汉代粗疏稚拙的缺点，趋于精密，人物画已达到形神兼备的高度。由于画论的出现和技法的成熟，画家在绘画表现中开始展现出了不同风格，顾恺之的“紧劲连绵，循环超乎”的密体，张僧繇的“笔才一二，象已具焉”的疏体，北齐曹仲达的“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的“曹衣出水”风格。这种不同风格的出现，使人物画的表现方法更为丰富多彩，是绘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人物画开始以新的姿态全部展现出来，为唐代人物画的辉煌做了坚实的铺垫。

顾恺之，东晋人，曾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学术观点。顾恺之的画作笔墨“简淡”线条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称和有节奏感。在其《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烈女仁智图》等都有体现。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 顾恺之善于用舒缓雅致、飘逸潇洒的笔法，刻画人物的不同的面部表情，表达其内心的情感，以形传神。以《女史箴图》为例，他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笔法如春蚕吐丝，形神兼备。他所采用的游丝描手法，使得画面典雅、宁静又不失明丽、活泼。画面中的线条循环婉转，匀称优美，人物衣带飘洒，形象生动。女史们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飘逸，每款都配以形态各异、颜色艳丽的飘带，显现出飘飘欲仙、雍容华贵的气派。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人物画发展最成熟、完善并迈上历史的最高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求和帝王、贵族的大力提倡与鼎力支持，绘画空前发展，盛极一时，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人物画艺术，融合秦汉的淳朴豪放和魏晋的含蓄隽永，迈入一个精湛瑰丽的新时期，风格上以迎合上流社会的审美要求而倾向富丽堂皇。这一时期的绘画题材空前扩大波及面也十分广泛，出现了历史画、宗教画、风俗画、仕女画、肖像画等题材，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在艺术上很有建树的杰出人物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等艺术家。

唐代人物画家忠于现实，人物画继承了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的优秀传统，致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从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到个性化的表达，再到人物各动态的研究刻画，创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典型艺术形象，绘画的内容更加面向世俗化。而唐代吴道子突破了当时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一般画风，创造了水墨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吴道子作画时“落笔生风”，在用线上，“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绩素”即所谓“吴装”。唐人在初唐对社会艺术思想的欣赏标准仍沿袭着南北朝的“清俊”之美的习惯，只是到了盛唐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开始形成以“丰腴”、“丰硕”为美的欣赏标准，这一审美认识发展至唐末逐渐演变为“丰肥”。唐代人物画的造型，男性多孔武强健，女性多丰腴典丽，是对当时的审美情趣的最好体现。唐代的“丰腴”并不是空洞的概念，伴随着它的是绚丽典雅的大家风范。

阎立本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绘画艺术的珍贵遗产，而且大多反映了唐初一些重要的史实。代表作品多为历史人物题材，如《历代帝王图卷》、《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步辇图》等。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初期，人物画肩负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作用，具有强烈的说教意义。《步辇图》是表现此类题材的典型作品，描绘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唐王朝典章制度，派禄东赞到长安通聘，要求通过与唐公主和亲而永结和好，受到唐太宗接见的真实历史事件。作品一侧画太宗坐步辇上，前后由众宫女抬护拥随，另一侧画禄东赞在典礼官引下谒见。作品成功地刻画了太宗的睿智与喜悦和禄东赞对太宗的敬仰之情，对不同地位、民族、身份的人物都表现得真实得体。突出描绘人物而省略背景也是这一时期绘画常用的手法，生动地记录了历史上汉藏两族友好的见证，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作者：孙敬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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