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中存在理性，但是，我们都是故事中的人，局内人的位置剥夺了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以至于我们无法窥尽全貌。因此，终极的理性或完全的知识无论是否存在，似乎都是靠不住的，只因个体无以达致。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并辅以激昂的情感，就大大小小的事件在公共领域发声，在遇到反对观点时，还不忘搬出“言论自由”的大旗。只是，在一个缺乏普遍的理性和克制的讨论环境中，所谓的“言论自由”就一定会将社会引向某种共同的“善”吗？如果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局限和渺小，如果人们仅仅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奉为某种现实，并借此一味地抨击世界，那么，不论是个体自由还是集体自由，或许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作为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雷蒙·阿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在高度情绪化的公共论争中，他一直注意避免感情色彩的外露，并以一以贯之的理性赢得了后人的尊重。托尼·朱特如此评价阿隆：他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长夜将尽、曙光微露的念头把智慧送抵法国知识分子手中。……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
局外的当局者
文/ 托尼·朱特
译/ 章乐天
节选自/ 《责任的重负》
较原文略有删节
对现实的感知
雷蒙·阿隆的作品，不管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政治学方面的，都有一个不变的共性一以贯之：现实主义。评论家的任务是呈现给世界它的真实面目，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一如他写马克斯·韦伯：“他时刻准备着回答那个令我们所有的票友政治家们惊慌失措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那些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描述或警告世界的知识分子备受他的谴责：“假如你除了解释解释其他人在干什么之外对政治没话可讲，那最好还是一个字都别写了。”这个关于知识分子职责的与众不同的理解，令阿隆在他的文人同行中显得卓尔不群，在他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总是脱不了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之嫌。以至于和那些知识分子目标一致时，阿隆也不愿在他们的群体性表达之中插进自己的名字：30年代他拒绝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是因为他看出了那些人的和平主义幻觉；此后十年间他又远离鼓吹中立者的行列，并非是他觉得中立本身是个不必要的目标，而是因为对1949年的法国而言，鼓吹中立就意味着无视国际政治环境的现状：“中立乃至武装中立的那一套是典型的拒面现实、寻求逃避——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的通病。”像克劳德·布尔代或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 莫里斯·迪韦尔热（1917—）这些人，他们无法在想象中超越写作和治国的区别；他们是在渎职。
阿隆在论辩中使用严密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跟这类幻觉作斗争，揭露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的不现实态度。这甚至令他的朋友们也感到惊惶不安。尽管明确地为“自由法国”（他战时在伦敦为该组织的报纸撰文）效力，他还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分析维希政权，以论证它是一个政治判断上的显著失误。贝当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假设维希政权能够受益于其在希特勒的欧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危险的、终将导致悲剧的判断失误，但也有必要放在1940年的背景下去加以理解。承认现实是最关键的，哪怕这样做有多困难、多么令人难堪：“并不是分析家缔造了他所阐释的历史。”
阿隆深知现实既迷惑人又折磨人，这种意识部分来源于一种感知：他自己的世界和伟大的社会观察家先贤们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距离。他写道，奥古斯特·孔德能够根据一种一般的实证主义安排这个世界；托克维尔能够引入有关美国——他所理解的民主的一般化身——民主的美德和缺陷的理论，运用于他的社会观察；马克思能够把一剂普适的社会主义万能药用作未来的解决方案，进而用于将来解释他自己世界中的种种矛盾。但是，20世纪中期的时评人就不能这样确定了。现代世界太复杂，无法简化为一条公理、一个定罪或一种对策：“现代社会……是个民主社会，必须不带热忱或愤懑地去观察。”
不过，阿隆从未从这种观察中得出结论说，时评人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只能接受历史的裁决。事实上，他对卡尔·曼海姆的批评及其后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思考和与全套马克思主义方案的论辩中，都暗含着这一观点： 宿命论这种东西，不管它意味着“采用宏观视角”、赋予历史以超越性的内涵，还是意味着在解析这一内涵时派给某阶级或政权以特权地位，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谬误，只会导致政治灾难。 所有这些形式的历史主义之中，都存在着把伪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正当化的危险。
阿隆也不属于人们在谈到“现实政治”——只在可能性和因果律计算之上建立政治判断的实践——时所谓的那种“现实主义”。他无暇去理会那种“理论现实主义”，它导致了事实上的非现实的决断，类似慕尼黑阴谋时张伯伦的那种情况。他反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往往得出错误结论，但主要是基于它的死板僵化，结果，每每总是以经验主义计算开始，以墨守成规的教条告终：“在我看来，通过风险权衡来下注，对可能的侵略者进行某种理性预估——建立在这些考量之上的伪确定性，和马奇诺防线的教条主义一样是毫无价值的。”
“现实”的内涵：利益、权力、理念
那么，说雷蒙·阿隆是个现实主义者，其含义又何在呢？用确切的哲学语言说，他肯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这不是当他本人自我定性为现实主义者时所指的那个意思。他指的是他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把所有——也只有——他所认为的有关世界的现实都考虑在内。正如他1938年在哲学论文答辩时解释的那样：“我的书主张与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一刀两断，相反，要根据其在现实本身的界限内，去探寻可能的抉择的真实内容。”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阿隆所谓的现实不但包含利益和权力，而且也包含理念。和克劳塞维茨一样，他认为信仰之类的事情（Glaubensache），不管是什么信仰，都构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人类有信仰，并通过各种方式受到信仰的推动，这和军事部署、生产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的一部分。阿隆认为，如果“现实主义”无视公民服从于政府的道德判断，抑或受社会全员真实和想象的道德利益所摆布，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就是十足的不现实。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雷蒙·阿隆的现实主义在阐释和前瞻时代大事方面，远远胜过那些开了窍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以及苏联问题专家和其他人——那些和他关注同样的对象却缺乏其理解深度的人——的预言。
但是，阿隆对人动机的多样性怀有同样的敏感，这令他的现实主义与他一些同僚的精明的怀疑主义大异其趣，也促使他坚定地反对任何被他蔑称为“道德化”的东西。在阿隆最早的一些作品，例如发表于1934年1月的抨击“良心反对”（这一话题使他第一次注意到埃利·哈列维这个人物）的文章中，他阐明了那种将形成他一生的政治分析的“区别”：“一面谴责战争一面部署战备的部长，我们不能以虚伪责之。这不过是个有关个人伦理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在一份自30年代末晚期以来长期未发表的手稿中，阿隆再一次重述了这个观点，他引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的话：“客观地看待现实、不故意避视光亮的人终究得承认这一点：统治者不是通过扮演神经兮兮的道德主义者，才把繁荣富强带给他们的人民的。”
从所有的分析性作品中谨慎地剔除道德之维，这给予阿隆以冷面作家的声誉：不为（他自己的或别人的）情感所动，自限于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誉为“冰一样的通透”的掌握。无疑，阿隆将清晰、理性的重要性拔到至高——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Alfred FabreLuce）形容为“这清醒的眩晕”——认为唤起读者或观众的情绪或敏感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意味着他缺乏感情，情况恰恰相反，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一个孩子6岁时死于白血病，另一个天生残疾）教会了他把情感同理性隔离开来，最好把后者保护起来。在被选入人文政治学院的时候，他的自我介绍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观点先冒犯一方之后得罪另一方，他完全令人难以容忍，因为他把温和适度用到极致，把激情隐于论证之下”。
这样的人在法国一直是处境不佳的。“法兰西批判精神的代表因被指为冷漠而背上恶名。人们认为他们缺少想象力、热望和宽大的胸怀，仿佛智力的蓬勃只能以感性的萎缩为代价。” 在阿隆的个案中，也许通过他对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痛苦论争所做的贡献，才能将这种种后果看得最清楚。
公共讨论的态度：理性
雷蒙·阿隆原则上不反对法国拥有殖民地。他怨恨美英两国没有支持法国部署在越南的军队，也同意当时政治阶层中的通行观点，即法国的身份和它在全球范围内占有的领地及影响密切相关；他在 1955 年 10 月的《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法国有责任尝试把北非保持在“现代文明的界域内”。但是他并无在北非，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个人经历，他与马格莱布没有特别的情感联系，于是认定他的国家卷入其中的代价高昂，且毫无意义。阿尔及利亚的叛乱显示了令人沮丧的事实：法国只有通过实施相当规模的武力才能保持对这个国家的控制。
他和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退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是他的论据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并未试图表现阿拉伯人独立主张的合法性，他也不关心法国人从他们的殖民史中继承的道德债务，那只能通过放弃殖民权力来清偿。他从未诉诸历史进程或者走向后殖民世界的“自然”演进。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只字不提法国军警在阿尔及利亚本土的行径引致的感情伤害，也不提审讯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时的酷刑行为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灵魂要为这些罪孽付出的代价。阿尔及利亚悲剧，对阿隆而言，不在于呈现给卷入这场“肮脏战争”的个体的道德两难，而是在于在通往持续的冲突或一种“灾难性”的独立之外，缺乏令人满意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行为是对局势的回应，不是一篇理论论文或情绪的表达。”
阿隆完全忽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道德”维度，因此受到了责难：人们说他冰冷的逻辑思维没能把握住悲剧的真正核心。许多年以后，当这一指控又卷土重来的时候，阿隆的回答发人深省。为什么他没有向那些奔走呼号反对刑讯的人公开置上一词？“但是，我宣称反对刑讯，这有意义吗？我从没见过一个支持刑讯的人。”更一般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诉诸道德标准？其他人已经这样做了，每个撞见过那种论断的人很可能都被说服了。“重要的是说服那些正持反对立场的人。”
这些无疑是阿隆的动机所在，永远是那样地前后一致，那样地理性。阿隆在高度情绪化的公共论争期间注意避免任何激动或感情色彩的外露，如此谨小慎微、置身事外的理性为他赢来了影响和敬意，但也引起了怀疑：或许他只是为冷静而冷静，他只有在冰一样的冷静中才能找到极度的满足。他满怀崇敬地写到克劳塞维茨：“公平地说：他不拥护也不责难，他只记录。”但那种姿态并不能与政治责任心完全一致，正如阿隆在回忆录里谈及他本人支持美国越南政策时所说的，人不能自限于“人类蠢行和灾祸的观察者”的角色。因此，阿隆在以无与伦比的理性关注超热门的论争时，会带上一种自寻的焦虑：他自我剥夺了沉浸在自我情感中的愉悦。还是如他在克劳塞维茨研究中所说的：“每一个思考今天的战争和战略的人，都必须在他的理智和同情之间竖一道路障。”但是，阿隆却逼迫他的读者忘我地崇拜克劳塞维茨，崇拜他那险峻峭拔的理性力量：“民主派，自由派，假如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他，至少能从他那儿学到概念上的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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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年代
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
托尼·朱特最负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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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按语写作 & 编辑：草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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