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那个女官员占老百姓车位的事情，现在的焦点已经不在于当事人道不道歉，给出多少赔偿，而在于有关部门会对当事人的行为如何定性。从目前的通报来看，已经引发了“刀笔”、“春秋笔法”之嫌，弱化对女官员批评的同时，加重了对受害者行为的描述。
为什么笔者认为这件事需要严肃处理？因为占位子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会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形成象征意义。
当一件官民纠纷的处理结果未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其象征意义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影响。
这里讲两个在历史上有名的“占位子”事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对香港发动全面进攻，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守军陆续投降，香港即将沦陷。
重庆国民政府得知后，派出飞机前往香港，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将他们撤往重庆，其中就有被誉为“三百年仅此一人”、“教授的教授”、史学奇才的陈寅恪。
12月18日，当陈寅恪带着妻儿匆忙赶到香港启德机场，准备登上最后一架营救飞机时，却被无情地拦了下来。
原来，想要登上这架飞机的几十号人中，有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
孔二小姐仗着家中的财势，素来娇纵跋扈，人称“混世女魔王”。为了在机舱里给自己的两只宠物狗、床板和马桶等辎重腾出空间，她拿着枪，强行将陈寅恪这些国之栋梁赶下飞机，随后命令飞行员速速驶离香港。
当人们在重庆的机场准备庆祝这些文化精英成功逃离日寇的魔爪时，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却只有孔二小姐和她的狗。
《大公报》的记者原本在焦急地等待报社总编辑走下飞机，待知道这架飞机将一众文化名流全都丢弃在香港时，怒不可遏，发表长篇社评揭露此事，直骂孔祥熙为“飞狗院长”。
这一桩权贵占位的恶行，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哗然——全国各地的高校师生，纷纷掀起了一场“讨孔运动”，大家高喊着“惩治贪官污吏”、“铲除祸国殃民的豪门家族”的口号，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孔祥熙，严惩孔令俊，还人民一个公道。
蒋介石见状，大骂孔祥熙坏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信誓旦旦地要对孔家治罪，哪知这事最后却是不了了之，甚至对学潮和社会舆论进行强力镇压，并派出特务头子到云南暗中调查、抓捕学生。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还公开辩称，《大公报》所述皆为污蔑，那架飞机上的宠物狗并非孔二小姐所有，而是飞行员所带，沙发、床板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
宋美龄在这里也试图用“刀笔”和“春秋笔法”来糊弄人，最后却让自己成了一个笑话。孔令俊没有占陈寅恪的位子？没有把一界文化名流都赶下飞机？这话从宋美龄口中说出来，连陈寅恪自己都惊呆了。
孔二小姐占了陈寅恪的位子，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非常明了——国民政府只保护权贵，至于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死活，它是不在意的。
当这个象征意义深入人心时，国民党纵然胜了抗日战争，最后也只能黯然下台。
第二个占位子的事，发生在1986年8月9日，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带领武大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人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哪知二人凭票来到相应的卧铺后，一个列车员却以“此包厢另有安排”为由，要求二人带着行李离开，正当刘道玉与列车员交涉之际，又有两名公安突然出现，强行将刘、梁二人的行李扔到过道上，并将二人驱逐出了包厢。
这场闹剧的原因很快就得到揭晓，原来，当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也在火车上，因其下属不愿住在靠近厕所的包厢，于是利用手中的特权，强行占用刘道玉和梁百先的包厢。
刘道玉先生为人刚正不阿，此事既然有违法理，势必要讨个公道。1986年10月，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官贵民贱》的文章，详细披露了占座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结果，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处理滥用特权的官员，反而要求刘道玉公开发表声明，澄清占座一事为子虚乌有。
后来，刘道玉因拒绝作伪证而遭到调查，两年后的1988年，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
这件事同样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历史记住了陈寅恪和刘道玉，陈寅恪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刘道玉被誉为“武大永远的校长”。
历史也同样记住了他们被占位子、蒙受不公的遭遇。
讲到这里，大家还觉得占位子是一件小事吗？如果这件事处理得不痛不痒，会带来一种象征意义，但这种意义是消极的，带有反噬的性质。反过来，如果这件事能得到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就会带来另一种象征意义，一种积极的、树立希望的象征意义。
孰轻孰重，一眼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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