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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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先生站在《大学》全篇的高度，融会儒家经典和历代儒家学者的相关论述，为我们解析了絜矩之道、执政为民、为政以德、举用贤能的深刻内涵，以及如何处理好财利与道义的关系等重要思想，从而带我们领略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追求，也让我们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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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朱熹《章句》说：“孟献子，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畜马乘，士初试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此谓’以下，释献子之言也。”
孟献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贤大夫。本节所引孟献子的话，大意是说：喂养四匹马用来出门乘车的士大夫，就不要管喂鸡养猪的事了；在丧祭之礼中可以伐冰用来寒尸的卿大夫之家，就不要喂养牛羊了；有封地的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不豢养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财富的家臣，宁可有盗窃主人财物的家臣。
所引孟献子的话至“宁有盗臣”结束。“此谓”以下是对孟献子话的评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说国家不应以牟利为利，而要以道义为利。
对孟献子的话还要再作一些解释。他说的“畜马乘”“伐冰之家”“百乘之家”都是有官职的士大夫、卿大夫，在儒家看来，他们既然已经食君之禄，享民之俸，就不应再喂养鸡、猪、牛、羊而与民争利了（《礼记正义》郑玄注：“鸡豚、牛羊，民之所畜养，以为财利者也”）。对于有封地的卿大夫来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偷盗主人财物的“盗臣”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盗臣”的危害轻于“聚敛之臣”的危害，因为后者既害家又害民（朱熹《章句》：“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论语·先进》篇记载，鲁国的贵族季氏非常富有，孔子的学生冉求做了季氏的家臣，“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怒斥冉求“非吾徒也”，他对学生们说“小子呜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孔子对于“聚敛之臣”是十分反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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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指执掌国家的权力而专务为朝廷聚敛财富者，这些人违背了国家的道义，必是出于小人之所为。这些人就是前文所指斥的“聚敛之臣”。“彼为善之”，朱熹《章句》说：“‘彼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阙文误字。”但《礼记正义》郑玄注将“彼为善之”以下注解为：“彼，君也。君将欲以仁义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国家之事，患难猥至，虽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恶之已著也。”
这一节的大意是说：执掌国家的权力而专务为朝廷聚敛财富的人，必是出自小人之所为。君主使用这样的小人来治理国家，灾难和祸害将一并降临。国君即使有好的愿望，也无可奈何了。这就是说国家不应以牟利为利，而要以道义为利。
这一节在最后重复了上一节的“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进一步强调而申言之。朱熹《章句》说：“此一节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所谓“丁宁之意切”，就是殷切地叮咛、告诫执政者。
这一节的“重言以结之”，是本章的结句，也是《大学》全篇的结句。
我们最后重温一下朱熹《章句》对本章大旨和要点的提示：“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如果我们把本章的内容作一个大致的归纳，那么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执政者要崇尚道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2.“絜矩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要道”，其用于治国理政，重要的是“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己）利”，要“以民心为己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
3.执政者要牢记“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的历史经验教训，要“先慎乎德”（国无德不兴，首先是执政者要“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不要“外本内末”，与民争利；
4.执政者要正确处理财利与道义的关系，“生财有大道”，“君子有大道”，谋求财利不能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道义的原则；
5.执政者要选贤任能，“亲贤人，远小人”，尤其要警惕那些专务增加国家的财用而与民争利的小人，要使“亲贤乐利各得其所”，只有崇道德、亲贤人，才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五个方面，尤其是前四个方面，在当今社会仍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而后一个方面在历史上曾存在一些分歧、争议，甚至引发了士大夫之间的党争。如汉代的桑弘羊为汉武帝多牟财利，主张盐铁官营，这引起儒生贤良文学的反对，批评他是与民争利。再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他是以理财为急务，以增加国家府库的财用，这也引起司马光、苏轼、苏辙、二程和张载等人的反对，从而有宋代的“新旧党争”。如何评价这些分歧、争议和党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
朱熹《章句》在最后还有一个对传文第一至第十章的总结，他说：“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中，“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是解释“三纲领”；“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是解释“八条目”。“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释“格物致知”；“第六章乃诚身之本”，释“诚意正心”。第五和第六章是修身的基本工夫，故“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大学》首章经文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在《大学章句》的最后也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首先看重而切身实行的。
《论语·宪问》篇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儒家的君子首先是“修己以敬”，即以修身为本，如此才能“修己以安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于“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做到了“治国平天下”，这是连尧舜都要努力而唯恐做不到的，而这也正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
上个世纪80年代，梁漱溟先生曾为新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题词：“儒家孔门之学乃‘为己’之学，而‘己’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我理解“为己”之学就是首先要以个人的修身为本，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而‘己’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个人修身的目标又指向了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百姓”。“为己”之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统一，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曾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忠恕之道与士的弘毅精神，对于我们理解《大学》的“修、齐、治、平”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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