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妓女形象是常常出现在法国文学作品中的一类。其中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戴家楼》就是一篇描写妓女与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

为什么会出现妓女形象

进入父权社会以后，女性从母性崇拜的优越地位，沦落为男性的附属者，尤其是在法国当时社会制度当中，妇女的地位极低，远远要低于男性，社会上认为女性不具有独立能力，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对女性的性压抑有增无减，却对男性的性欲望不做束缚。男性社会对女性进行种种约束之后，社会统治者允许卖淫现象的存在，因为这种情况有利于男性在家靠妻子生儿育女，在外靠娼妓满足欲望。

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妓女便在这种自相矛盾当中艰难挣扎，相对于母亲、妻子、女儿这些社会所认可的女性角色而言，她们是一群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女性。

作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世界各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娼妓，娼妓是生活底层中的不幸者。一个社会的文明实现程度要看这一特殊群体是否依然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她们在历史某一阶段的生存状况，关系到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的整体情况，也反映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的存在状态。

然而，在世界各民族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把娼妓视为淫贱和堕落者的看法，几乎是惊人的一致。这一群体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社会中都不容忽视，自然也会引起不同地域知识群体的关注，因此文学家便把她们写进了作品里。

法国小说中的妓女形象

法国文学有着辉煌的漫长历史，从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浪漫骑士文学，经过人文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的世纪文学。法兰西的作家描绘了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更迭、政治变迁和人民求索。

19世纪的法国小说同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是任何时期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19世纪是法国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政治上的不稳定，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普法战争的爆发，民族沦亡的危险，等等现象。

小说来源于生活，法国文学家将现实照进虚构中，他们的作品中透露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现状。

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妓女形象，她们大多出生于下层人民群众，有着不堪的身世和命运，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沦为妓女。

出身贫寒、命运坎坷、生活艰难，是苦难人民的典型特征，使得妓女成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家的关注对象，她们往往成为作家笔下被压迫、被剥削的代表，却依然拥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品质，更能引起世人的同情和怜悯，从而达到揭露黑暗、防御现实的写作目的。

这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便是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是一个爱国妓女的形象。

羊脂球

羊脂球是鲁昂的一个妓女，当普鲁士士兵占据她的住所时，她勇于与普鲁士士兵作斗争，愤怒地冲上去掐住士兵的脖子掐死了他。

小说叙述了羊脂球与一群人乘坐同一辆马车逃往多佛尔避难地途中的故事。在途中羊脂球因为妓女的身份，即使那些人受到羊脂球帮助，羊脂球依旧饱受他人的厌恶，后来又为了同车人的安全，众人逼迫羊脂球做出牺牲，与士兵共度一夜，在离开途中，那些被羊脂球帮助过的人反而更加厌恶羊脂球，并且拒绝帮助羊脂球。

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往往都是善的代表，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是命运多舛、被迫为妓，其次是容貌美丽、不可方物，特别是游走于上层社会的妓女。美丽的外表，是她们必备的武器，否则将无法立足，最后是高尚的品德，就像羊脂球，即使在肮脏的社会环境中，她们仍然能够保留优秀的品质和期待美好的希望。

当时社会对莫泊桑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处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各种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巨大提升。科技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科技的强大，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加重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机。物欲主义，享乐主义、颓废思想以及悲观主义大行其道，颠覆了人们的传统信仰，人类对自身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命运感到深深的焦虑。

叔本华和尼采的悲观主义，对于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叔本华认为，欲求和挣扎是人类的全部本质，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欲望的过程，一旦欲望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空虚很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打破了旧的传统观念。

莫泊桑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的颓废与堕落，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悲观。在他的小说中妓女形象尤为引人注目，除了之前说到的羊脂球，是爱国妓女形象的典型之外，他的短篇小说中还有这样一群妓女形象，她们有的在农村中挣扎，有的在上层社会中游走，不同于之前善良形象，在这群是妓女身上看不到她们灿烂的人性光辉，反而是整日追求金钱，放纵情欲，精神麻木，彻底沦为性欲的奴隶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更符合、更贴切当时的社会现状，反映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麻木和骄奢淫逸。

莫泊桑笔下的戴家楼

莫泊桑的《戴家楼》这篇小说中，一共描写了六个典型的妓女形象，掌管戴家楼的马丹太太发现经营妓女赚钱的机会会更大，便与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妓院。后来丈夫去世，自己独自管理。

然而在小说中卖淫在农村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相反，被视为是一个赚钱的好生意。卖淫这种事情只会在城市中才会饱受歧视，由此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虚伪以及现实，与农村之间价值观念的不同。

虽然马丹作为妓院的老板，但她打心眼里还是觉得与这些妓女不同。人性的虚伪充分地展现在马丹太太身上。

正是因为在农村掌管妓院，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马丹太太不但没有被人看不起，反而因此故作高雅、温和有礼、谦虚谨慎，并且受到他人尊重。小说叙述了马丹太太领着五个妓女去为侄女领圣体的过程。在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几个妓女与一位销售员打情骂俏，当中一个妓女接受了销售员的“优惠”，其他几个便也去讨要“优惠”，之前所假装的高贵全都无影无踪了，本性暴露无遗，人类贪婪的形象跃然纸上。

更可笑的是这些人受到了马丹太太弟弟、弟媳的热情款待，甚至被看作从城市来的高位客人，不仅能为自家长面子，还可能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一些好处。领圣体结束后马丹太太就急忙回去，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生意。当晚这些妓女就又精神抖擞地开始自己的卖淫生涯，并且觉得这是人世间最美的一件事，甚至马丹太太当晚还给了那些嫖客优惠，不要卖淫钱。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具具淫荡的肉体，这些妓女完全堕落于自己的职业中无法自拔，她们也没有想让自己逃离，因为整个农村都已经被金钱物质化，原先淳朴宁静的原始田园生活已经被打破，亲情关系也被完全的物质化，马丹太太的弟弟邀请姐姐来参加侄女领圣体，并且热情的招待，是因为觊觎姐姐的遗产。马丹太太无儿无女，又是侄女的教母，将来很有可能会留一笔遗产给侄女。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替了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体制，带来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将浑浊黑暗带来，汇集形成了莫泊桑笔下描述的农村现实，上流资产阶级骄奢淫逸，下层劳苦大众难逃厄运，无论是堕落为妓女的女人，还是在底层挣扎的庄稼人全都膨胀着浓浓的情欲。

妓女职业与当时婚姻法

在当时的法律中，立法者给予男性极高的权利与自由，而赋予女性沉重的枷锁。婚外情在某种层面上被认为是“合法的”。

因为丈夫若是在外有了情妇，只要丈夫不将情妇带回家来，妻子便无权要求离婚，这也给了男性在外“兴风作浪”的机会。同样女性不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地位极低，根本没有人权而言。也因此，妓女这一职业在农村被认为是一件赚钱的勾当也十分合理，相较于婚姻中女性完全丧失经济自主权，妓女确实享有自己的经济权力。

总结

妓女形象在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比如《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就是一名歌妓。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妓女往往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反映了当时的统治制度。

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对妓女的看法都大庭相径，但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妓女的思想远比被束缚的家庭中的传统女性要开放和先进，对妇女的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定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