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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皇帝老爷成天忙着下江南巡视，回来后还要处理一大堆公文。

这年秋天，乾隆皇帝收到一封通过天津知府灵毓转呈的信件，看了之后非常生气。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是一个名叫詹姆士.弗林特的英国商人写的告状信。信中痛陈在天朝做生意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直接投诉广州的粤海关官员贪污索贿、敲诈勒索。

洋人向皇帝告御状，这可是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事情。刚刚听完内务府汇报上一季度收支情况的乾隆爷皱了皱眉头，提笔把信批转给两广总督李侍尧：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查根究，以昭天朝宪典！

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生气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老外来告御状，让天朝帝国很没有面子；二是广州开启和外国通商还不到一年时间，口岸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十八世纪，虽然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清朝帝国没有什么感受，并没有意识到到资本主义的血雨腥风即将刮遍全球。

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自给自足没有一点问题。国内市场熙熙攘攘、兴旺发达，皇帝老爷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外国做什么生意，赚点外汇。

那时候，想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垂涎天朝精美的瓷器、美味的茶叶、漂亮的丝绸，可国外用来贸易的东西却乏善可陈，什么老花镜、望远镜、照相机等玩意儿，一般人消费不了。剩下的只有动物皮毛、铅块、棉花之类的东西，大清帝国也不稀罕。

不过价格便宜，也还是可以考虑的。所以在清朝官员眼里，天朝同你们做生意，那是皇帝可怜你们，蛮夷们拿来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想换我朝的好物件，多交点关税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乾隆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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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清朝帝国的官员习惯了吃拿卡要，加上第一次和老外做生意，怎么收税还没有经验。

面对前赴后继、浩浩荡荡前来的外国商船，粤海关官员主要收取两种税：一种叫船税，根据货船的吨位来收取；另外一种叫货税，根据商品价值来收取，通常税率在4%左右。

船税比较好计算，船的大小摆在那的，总有个大中小区别；可货税里面名堂就多了，这一船货物值多少钱，全凭海关官员一张嘴说了算。

没有透明的价格体系和税收政策，海关官员自由裁量度就非常大。这就滋生了很多以此为营生的“税串串”，帮忙代办各类关税事宜。这些串串要么是海关官员的关系户，要么是朝廷要员安排的亲戚朋友。

不仅明里要缴纳关税，还要暗地通过串串向官员行贿。这样一来，外国商船的开支就越来越大，逐渐占到货物价值的30%左右。

清朝带枷锁的犯人

辛辛苦苦漂洋过海来做生意，不仅利润微薄，还要时不时接受海关官员的百般刁难。挣不到钱还要受气，老外开始义愤填膺、群情激愤。

詹姆士.弗林特跳了出来，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洋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德仪天下的皇帝反映，希望皇帝老爷能够主持公道，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信是写好了，可是怎么才能送到皇帝手里是个麻烦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领导信箱，提交给皇帝的文书除了总督、巡抚一类的要员，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

在中间人的牵线下，弗林特找到天津知府灵毓。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以2500块西班牙银元成交。灵毓收到钱后，花了1000大洋给和珅掌管的军机处，最后这封告状信如愿以偿到了乾隆案头。

乾隆批示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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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收到乾隆批示后，仔细研读，不敢怠慢。在确定搞清皇帝意图后，迅速派人把有关人员缉拿归案，刑讯过堂。

信中反映的问题并不复杂，处理起来也非常利索。第一个倒霉鬼是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没有直接参与，但犯有“失察”罪，先是免去官职，等待继续审查。其余的涉案官员被查清后，根据罪责大小，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罚款，有的进了监狱。

处理完官府这边的涉案人员，李侍尧没有忘记皇上“事关国体”的指示，把告状的弗林特也抓了起来。经过审问，告状信是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出的主意，执笔的是四川秀才刘亚匾。

李侍尧再次落实皇帝"务须彻查根究"的指示，做出如下判决：刘亚匾大逆不敬，替蛮夷手书御状，有丧国格，斩首示众；汪圣仪心存不轨、勾结外商，重杖80大板，入牢狱一年。

至于詹姆士.弗林特，犯有“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海通岸”之罪。皇上圣明，念其初犯，从轻处罚：“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至此，洋人第一个给皇帝老爷告御状的案子尘埃落定。只是，结果令人万万没有想到。

紫禁城全貌

弗林特没有想到，被告的人罪证确凿，最后被轻描淡写处置，希望的关税下调根本就是奢望，公平交易的想法不过是水中捞月、竹篮打水。告状的人却受到了最严厉的、不可思议的处罚。

其实，更让弗林特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被各级官员强行收取的各种贿赂和税收，只有小部分进了国库，绝大部分都流进了皇帝老爷的小金库——内务府。

那些海关官员敢于吃拿卡要、漫天要价、毫不忌惮，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不过是万岁爷的白手套，有天下最大的保护伞庇护，还有什么不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