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徽商是我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一，是一个著名的地方经商群体，该群体世代居于徽州府新安地区，在外行商时常常奔山赴海、走遍天下。古代商人为了身处异地彼此遇见时有个照应，常以家乡和血缘作为相互联系的纽带。久而久之，这种按地域亲情区分商人的做法为各地商帮所公认，来自徽州地区的商人便被称为徽商。徽人行商是世代承袭的传统，最早在南宋时期就有徽人行商在外的记载。而该群体被冠以“徽商”之名，成为一个正式的古代商帮却是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人数么多、活动范围之广、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一度为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首，称霸商界百余年，直至清朝中期以后才渐渐衰败消亡。从南宋至清末，徽商起落绵延的三百年中留下的人们对其儒商身份的钦佩与向往，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像徽商一样爱读书，也从来没有一个书生像徽人一样能经商，来自徽州府新安一隅的徽商以其“贾而好儒”的风采名扬天下。“贾而好儒”是人们对徽商的美好印象，然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中国，耕地种田才是生存之道，科举考试才是晋升之途，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徽商“贾而好儒”特征的养成实则是一个饱经无奈、顺从与追求的过程。
宏村，徽商的老房子
生而无奈：不能耕地，不能读书，只能经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广泛流传于徽州地区的一句民谚，也是徽人年少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身在徽州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从你出身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是吃不饱的，徽州的孩童从来不用规划人生，每个人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为吃饱饭而努力。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下，每户人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守着家中三亩地，便是山水田园的一生，若是偶尔有家中子弟中了科举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可这山水田园，自家耕地对徽人来说实在是太过远，更不用说科举中官了。徽州地区大多以山区为主，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十分稀少，总的来说就是“屯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地理格局，故该地区一直都有山多地少、人多粮少的矛盾。更要命的是可以耕种的还土地十分贫瘠，就算家里有地也产不出可以让全家人吃饱的粮食，光靠种地是吃不饱的，吃都吃不饱了谁有有钱去读书呢？既然最正统的两条路都行不通，为了活着徽人只能寻找另一条路，譬如经商。徽州地区地少山多，虽然粮食贫乏物产却尤为丰富，尤其是地方特产极具特色和知名度，如休宁的木材，祁口的茶叶，歙县的文房四宝等等，这些都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身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徽人还有点求生欲，便会想到把这些特产卖掉赚钱买粮食的活路。
“其地瘠，其土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梁”，故徽州妇人告诫自己的丈夫，“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太函集》卷５《明承事卽王君墓志铭》，汪道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而明清时期社会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价值、金钱的潜力，东林党人赵南星甚至提出了“农商皆本”的价值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徽人以经商谋生的意愿。也为徽商在明清崛起奠定了观念基础。
徽州府附近全是山
虽然明清徽商有着百年鼎盛，古今言徽商者皆赞颂于其群体的繁荣。但繁荣的群体却是由一个个成功的个体徽商所组成，在取得成功之前，大多徽商不过是一个因家贫无耕、举业无望被迫经商糊口的失意少年而已。
“由陆路旅行者，东则有大郭之固，西则有浙岭之塞，北则有黄山之隘。由水路旅行者，则东涉浙江，滩险三百六十；西通彭蠢，滩险八十有四。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殊非易事。”（吴自法《徽商便览》，《徽商精神》第９页）
如果可以耕种无忧，在家安心读书，谁又愿出门在外，饱受欺辱与风霜？十三四岁，少年一人，有家难回，前途难测。对于徽州子弟来说，当一个商人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儒商，而是一种为了谋生的无奈选择。
乍见曙光：伦理道德，经商有用
既然选择了经商，便只顾风雨兼程，对于在外行商的徽州少年来说，耕种读书已成偶尔因行囊过重歇脚时的微微奢望，即已入商人贱籍，除了经商赚钱，此后别无他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经济达到顶峰的还有其君主专制的政体，君王的权力高度集中，对民众思想的控制更是空前绝后，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狱，使封建道德无孔不入，忠君孝悌观念深入人心，读书科举其实就是为了使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读书的人也要懂道德，懂道德的人做什么都会顺畅，经商也是。下定决心好好经商的徽商少年们，仿佛发现了一味扩大经营的良药，将道德融于经商，努力顺从于这个社会统治稳定的需要，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事实果如他们所想。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始以义利之辨作为儒家道德争论的焦点，在儒学发展的内部流变中，义大于利的价值观一直是其主流。明清徽商顺其主流，常以义为利，义在利先。如婺源商人詹元甲在外地经商时忽遇当地大灾，严重缺米，詹元甲受当地太守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米粮。既至，旅店主人告诉他：
“此地买米，例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詹元甲却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光绪《婺源县志》卷 34，《人物·义行》）
店主以故例不伤廉诱之，詹元甲在不损名声也可以获利的前提下仍能抵住诱惑，可见以义为先的商业价值追求已经成为徽商进行商业活动时的内心自觉，他们深知，商人虽然重利，但重利轻义是为社会所不容的，不利于长久的商业活动，若想保证经营，便要事事以义为先。
在以义为先的基调下，各种良好品德得以在徽商商业经营中体现。譬如诚信，婺源商人王学炜“少贫佣工。一日主人命扫舍，炜拾白金一锭，返之主人，因爱其诚悫，以女妻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因为拾金不昧被老板认作女婿，得以继承产业。其后，他捐款造桥多行义举，“邑侯彭额以“齿德俱尊”。 百姓都主动给一个商人送匾额，生意自然也好做了。而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地区经商的50余年间，童叟无欺，在当地名声大燥，引得当地人纷纷称赞，至其晚年时甚至有人想以重金租赁他的招牌。又如勤俭，徽商群体由于勤俭节约被黄宗羲誉为“新都（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此外，对顽强、贵和等品质的践行亦有相关记载。
名扬天下的张小泉剪刀
得百姓爱戴，得大儒肯定，得同行捧场。依靠着对社会环境的清晰判断，徽商群体做出了正确的道德抉择，这些重信守义的美好品质与封建社会商人重利的人设存在冲突，以良好品德行商往往伴随着短期利益的折损，为其他商人所不容，徽商独树一帜的行商风格恰恰体现了该群体对封建道德需要的自觉顺从。
世代逐梦：读书经商，两相不误
经商出于无奈，而在经商中体现出的儒家道德顺从则让明清徽商经商有道，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富者家资何止百万，更是惠及后人。如歙县典商有兄弟四人，自其祖克勤克俭，创立家业，其父于乾隆四十八年承得店业、田地、屋宇后，“继承前志，积累盈余，各业益加稠焉。”其父去世，自乾隆五十六年起，兄弟四人“协力同也，各自勤勉，加置田地、屋宇，添开店业。”成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商贾世家，这样的例子在徽商群体中还有很多。有了钱的徽商不再为生存所恼，家族内部传承的文化基因在得到钱财的支撑后跃跃欲试了起来。
前文已有所述，明清徽商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出门行商，其实如果不行商的话，徽商子弟大多都是读书人，因为他们有祖传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徽州地区就有＂东南邹鲁＂的美誉，是南宋圣人朱熹的老家，包括朱熹等多位大儒都曾在此讲学。这一地理上的亲近使得徽州地区耳濡目染，徽人更是尊朱熹为圣人，十分崇拜。理学之风的熏陶将读书变成徽州人骨子里的东西，并且自觉地将它传承下去，教诲一代又一代的子弟尊重朱子、用心读书。故新安地区不但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传统更有“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格局，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哪个徽州人愿意去经商啊，科举为官是徽州人时代累积的梦。直到经商有成时，这种无奈感才得以改变，徽人读书做官的梦想与家财万贯的现实有效结合促成了一种“行贾而张儒”的追求：
“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休宁《汪氏统宗谱》卷 168）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自以儒经商，生财有道后，明清徽商的观念已经产生了一种变化，经商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条和当官一样的人生道路，他们有读书做官的传统，自然也能有经商挣钱的传统。当官和经商都很重要，但是无论是当官还是经商，道德都是必备的。经历了生存的无奈与道德经商的顺从后明清徽商已然明了，“儒商”不但是他人对自身群体的认知，更应该是每个徽州商人自觉的角色追求。
徽商办的私塾
为了使封建道德成为族中子弟世代遵守的准则，徽商将其融于家族的商业教育之中。在徽州子弟启蒙书中除了有《三字经》《百家姓》等经典教材以外，还有“鬻售贳贷，市廛之客，平心正直，君子交易。物有好歹，价有高低”和“生意活动，历练钻心。交接主顾，童叟无欺。”等通俗的商业启蒙内容。等到子弟独自出门行商后，他们常常以“师徒制”的其进行教导与考察，师父负责教授徒弟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等品德的重要性并监督徒弟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做到，如若做到则升为将其由“学徒”升为“掌故”，如若做不到还屡教不改则在回家时送往宗族进行公开惩罚。为了让族中子弟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朱子后人，应该成为一个讲道德的“儒商”，明清徽商还在外地的“徽商会馆”中供奉朱子神像，让违背商业道德的子弟向朱子忏悔。从内到外的多番教育在世代的传承中早已成为徽商子弟自觉习俗，对“儒商”人设的追求已然达成共识。
结语
徽商身处于以儒学为主的封建社会，其宗族内部的教育先天便蕴含着封建教育的特征，而封建社会的读书学习又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徽人迫于生存压力行商在外，商人的职业特征难免会与儒家的社会道德产生义利冲突，从商为逐利，而盲目逐利又会违背自小所受的伦理道德教育，此种冲突的不断出现与化解使明清徽商渐趋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方向，“贾而好儒”的群体特征实则是一种商人职业道德与封建社会道德的动态平衡，“儒商”角色的养成正是对这种平衡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对现实追求与自身梦想的调和中明清徽商选择了这种像读书人一样去经商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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