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典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这一“遥远”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更体现在文化意义上，然而，文化意义上的“遥远”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因此，当我们将雅典作为客体去探讨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尝试着去了解，了解雅典人对“城邦”与“政治”可能有着怎样的认知。

在希腊文中，我们后来翻译作“城邦”的词“polis”最早其实是用来表示“城堡”或“城市”的。这是在《荷马史诗》中最为普遍的用法。同样在这部史诗中，原本作为城市的“polis”一词，似乎已经开始被用来指代国家乃至政治共同体了。在《奥德修斯》中，当雅典娜乔装打扮成塔菲亚人的首来到伊大卡奥德修斯家里时，奥德修斯的儿子特雷马科斯这样问道:“你是谁，是从哪来的?你出生的polis是哪里?”在此“polis”所指似乎就是国家，而不仅仅就指代城市。而当阿喀琉斯说，“整个polis的特洛伊人勇敢地”攻打希腊人时，“政治共同体”的含义就清晰可见了。也就是说，从希腊文明的早期开始，在人们的观念里，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就应是“城邦”一词的重要引申含义。因此，城邦或许不只是一个地域的划分，而在更深层次上还标志一种政治上的认同。

另一方面，从词源的角度来看，在古希腊人的语言中，可以用来指代“城市”或“城堡”的词汇有“polis”和“astu”两个，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指代作为“居民群体”的城市，而后者则侧重于特指相对于农村尤其是相对于田野的城市地理面貌，如建筑、空间面貌。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着去给城邦下一个希腊式的定义，在希腊人的语境下，所谓城邦，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共同体，它得到了包括城市及其周边乡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认可。

然而，虽然作为政治共同体观念上的“polis”包含了城市及其周围的农村，特别是包含了居住在它们之上的所有公民，但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之分，这表现在“polis"(城市)和“chora "(乡村)的对立中。在《阿卡奈人》的开幕一场，来自乡村的迪卡约波利斯抱怨道:“我厌烦透了城市，渴望回到我的村庄，啊!我的村庄。我们那里没有这种木炭的买卖，也没有油和醋的买卖。甚至从来不会说买卖这个词。还有斯特里普西阿德，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习惯了奢侈生活的妻子，他对儿子说:“我以前在农村里的生活无忧无虑，不想你这样爱打扮，也不洗热水澡;整天和我的蜜蜂、羊儿以及橄榄树在一起很快乐。但后来我娶了这个城里女子，贵为迈加克勒斯的侄女，有教养，又富有。”当然，经济生活的差异显然是最明显的，但并不是古代希腊城市和乡村的唯一差别，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在消弧城乡区别，构建一个共同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政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起来。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为今天的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学是一门基于近代政治现实主义影响的用于描述权力及权力来源的学说;而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里，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是浑然一体的，是一个希腊公民在城邦公共领域所进行的一切公共活动的总成。

因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的构建，或许是通过长期在宗教、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不断交流活动中的积累，而一点一点构建起来的。所幸在宗教生活方面，己有学者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城邦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最初是孕育于共同的宗教崇拜，因而城邦共同体首先是宗教崇拜的共同体，而宗教崇拜并不总是在城市中心进行的。除了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外在中心之外的领土上的宗教圣地在塑造城邦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心和边缘宗教崇拜圣地的互动，把乡村和边缘也纳入到了城邦的中心，使城市和乡村联结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另有学者也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即城邦中心的城市政治生活方式是如何培育起来的?何以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促使他深入到雅典城邦的基层，探究村社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公民在参与村社政治的日常生活中培育了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因此参与面更广的村社政治本身成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雅典式民主政治的产生与确立，我们大致可以按照雅典由卫城到城市，再到政治共同体的这一发展过程去理解和记忆。

雅典城邦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以雅典城为中心。阿提卡半岛三面环海，境内多山，半岛最早的居民是皮拉斯基人。公元前1600年前后，爱奥尼亚人开始进入阿提卡地区并同皮拉斯基人混居，长期过着氏族部落制的生活。到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时，阿提卡地区因为　　没有遭受到侵扰而成为了希腊各地居民们避难的首选。及至荷马时代，阿提卡同希腊其他地区一样，相继进入了原始社会的解体时期。当时的阿提卡地区居民分属于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至少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约含三十个父系氏族。此时的各个部落几乎都有着本部落内的管理机构，彼此各不相属，有时甚至相互征战。加之半岛多山区少平地的复杂地势为盗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三面环海多优良海港又为海盗的猖撅提供了便利阿提卡地区的居民面临着来自外部落、盗匪和海盗的三重威胁。一个架构在各部落之上的共同防卫体系卫城，其产生看上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通常认为，雅典城邦由雅典卫城发展而来，正如希罗多德所讲:“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①自我防卫的需求或许是促使古希腊各城邦产生的首要需求，“甚至从最开始的时候，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强盗的威胁”。城堡就是希腊城邦最早期的存在形式，希腊各城邦的卫城差不多都是建造在山上或者更高的地方的城堡，是城邦中具备防御功能的最高据点，经常是城邦最后的避难之所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古希腊大多数城邦都分别建有高地上的卫城和地势较低但交通更为便利的城市两部分。每当城邦被外敌攻陷城邦所拥有的卫城往往直接就会变成占领军的军营所在。据考证，欧洲大陆开始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相应的雅典作为部落设防中心的卫城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荷马时代的后期，最初的雅典卫城只是一个建立在小山岗上，周围全是零零落落的居民聚居点的小城堡，是附近居民在遭遇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进行宗教祭祀的地方。在这一时期，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并无太多不同。

然而，城堡绝不等同于城邦，单一的城堡甚至不具备一个完整意义上城市所应具备的功能。一个完整意义的古代城市除防卫功能之外，更应该具备经济、政治以及宗教的功能。毕竟，对市民最原初的定义，就是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靠手工业、商业或通过担任公职谋生的人。通常认为一个完整意义的雅典城市，其形成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世纪左右，是生活在阿提卡地区的原住民与迁居来的迈锡尼人、阿卡亚人以及多利亚人相结合后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