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夏的一天，明朝皇宫三大殿失火，宫人救火不及致使火势滔天，酿成巨祸。大火从北面的谨身殿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一路烧到最南面午门之外的左右廊。沿路的文楼、武楼、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等处都被吞没在漫天火海之中，大有把嘉靖皇帝烧到无家可归的势头，造成明朝皇城有史以来的最惨重损失，事后清理灰烬和焦土动用了30000名军工、征用了5000辆民间小车，然后又耗费5年时间才完成修复和重建。
作为有着浓厚宗教信仰的皇帝，嘉靖帝并不会被这区区人间的尘世之火所吓倒。在当初大火漫天灼烧之时，他唯独惦念的是文楼所藏一件宝物的安危。大火延烧文楼时，这位淡定皇帝的肝不由自主地颤了，他难得地连夜办公，亲自担当“文楼宝物抢救突击队”总指挥，连续发布了三四道最高指令，组织突击队员冒死进入文楼抢出了他藏在楼中的“殊宝爱之”之物。
朱棣为什么要编《永乐大典》？编成后为什么只出版了一本？
藏在文楼的宝物不是长生不老的灵丹，也不是修道成仙的秘笈，而是震铄古今的《永乐大典》。据史料记载，嘉靖帝对《永乐大典》的爱已经到了顷刻难离的地步，每当遇到什么生活难题、人生困惑之时，他总是第一时间翻阅《永乐大典》求解迷津，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永乐大典》的若干卷册。
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爱得这么深，嘉靖帝为什么不把整部《永乐大典》都摆上书桌？在这个连李商隐都会被当成抄袭者和冷门诗人的时代，要回答这样一个想当然的问题，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简介一下《永乐大典》的成书过程。
编修《永乐大典》，是朱棣经历“靖难之役”洗礼之后钦定的一号工程。永乐元年（1402年）七月，朱棣指定“明朝第一才子”解缙负责编修此书，并告诉他编书时要“毋厌浩繁”，能编多厚就编多厚。
那么为什么朱棣刚一即位就马上要编这样一部越厚越好的书呢？这里面有朱棣爱好文学和好大喜功的因素，所谓“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就是盛世修书的内在逻辑。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需要和统治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借此笼络天下文士和改变天下人视他为武夫的看法。
刚刚过去的靖难之变惹得海内汹汹，天下读书人“不平之气遍于海宇”。而收拾读书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挠他们的痒处，万世留名的修书大业正是能令他们大痒特痒的事情。而且修书是极耗人力的事情，极耗参与者的个人精力和时间。所以不是只有科举才是帝王之彀，修书也同样是帝王用来羁縻文人、疲老儒士的难逃之彀。
然而，作为博学大拿、政治白丁的解缙并未领会到这样的意图，他只召集147人编了一年时间就打算定稿交差了。朱棣大概只用看一下书稿的厚度，就能得出“所纂尚多未备”的结论，随即又任命姚广孝、解缙、郑赐三人联合监修，继续把书大大地往厚里编。此后，参与编书的文人儒士达到3000多人，当时闻名天下的学问大家几乎尽数参与进来，终于在永乐六年冬天编成《永乐大典》并“出版”，前后耗时超过五年。
最初在讨论出版方式时，朱棣原本的打算是刊刻印刷，印上十万、八万本给天下人拜读。但是没人敢迎合朱棣的这个心愿，因为整部书实在是太过巨大——全书共22937卷（单是目录就多达60卷），11095册（按每册书高一尺五寸六、宽九寸三、厚二至三寸来算，整部书可以摆放成一个长2米、宽2米、高10米的书山），全书总字数高达3.7亿字！整部书汇集的古籍图书数量多达8000部，简直就是一部以“人脑智能”搭建起来的“图书馆”。
要想在活字印刷的时代把这样一部“图书馆”刻印出来，那工作量估计快赶上朱棣再迁一次都了，很可能会把朝廷干破产。所以，最终选定的出版方式是人工誊抄，最初“出版”的唯一一本《永乐大典》是由2381人组成的抄写团队用工笔小楷完成，书写质量和艺术价值要比刻印更高，这唯一的一本《永乐大典》被后世称为“永乐正本”。
“嘉靖副本”是怎么诞生的？“永乐正本”当今下落在何处？
《永乐大典》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孤本”，它在成书之后150多年时间里的存世数量，就仅仅只有“永乐正本”一本而已。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少到让人怀疑那么多人花那么长时间编书的实际价值体现在哪。
“永乐正本”最初被保存在南京明皇宫的文渊阁，后来朱棣在北京的皇宫营建完成，“永乐正本”又被转移到北京皇宫的文楼中保存。此后，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大火，“永乐正本”因为火灾又被从文楼中抢救出来，转移到皇史宬中保存。这次险些使“永乐正本”被付之一炬的惊险火灾，也让嘉靖帝动起了给《永乐大典》再版的念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随着火灾之后皇宫损毁建筑重建工作的基本完成，嘉靖帝正式启动了《永乐大典》的再次出版。鉴于此前五年中三大殿的重建已经极度劳民伤财，《永乐大典》时隔154年之后的再次出版仍然是以人工抄录的方式进行。
这次由109位善书人历时六年抄录复制的《永乐大典》被后世称为“嘉靖副本”，有人说“嘉靖副本”仍是只有一本，也有人说是两本，所以基本可以确定不超过两本。但更为离奇的是，自“嘉靖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正本”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几乎再未出现有关其下落的可靠记载。
现在关于“嘉靖副本”抄录完之后“永乐正本”的去向，主要有四个说法：一是被送到南京明皇宫收藏，二是就近收藏在北京文渊阁，三是就近收藏在北京皇史宬的夹墙中，四是作为陪葬品埋入了嘉靖的永陵。在前两个说法中，“永乐正本”的神秘失踪可能是毁于此后的火灾，也可能是经历明清更替之后被清朝皇室收藏，由此又衍生出“永乐正本”在清朝嘉庆年间毁于乾清宫火灾的说法。
所以，如果“永乐正本”并未遭遇毁坏的话，那么它最有可能的所在之处就是北京皇史宬的夹墙或明十三陵的嘉靖永陵。
相比于“永乐正本”的神秘失踪，“嘉靖副本”的流失与毁坏细节就清晰了很多，也更令人扼腕叹息。“嘉靖副本”在抄录完成之后被收藏在皇史宬之中，清朝初年翰林学士陈爌在顺治十年（1653年）整理宫中藏书时曾说：“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陈爌这段话所说的这本《永乐大典》就是藏于皇史宬的“嘉靖副本”，他所说的当时所存卷数应当是扣除60卷目录之后的卷数，这说明“嘉靖副本”在明清更替之际并未遭遇损失。随后在雍正年间，由于皇史宬要给康熙实录的存放腾出位置，这部多达11095册的“嘉靖副本”便被移到翰林院敬一亭存放。
皇史宬又称“表章库”，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规格等级比人多眼杂的翰林院高出太多。“嘉靖副本”被移入翰林院之后，价值虽然得到了逐步的体现，但代价是安全性的大大降低，这为它的最终损毁和流失埋下了伏笔。
200多年间从11095册变成仅剩64册：“嘉靖副本”的损毁与散失
当时的文学家全祖望曾在雍正末年通过朋友关系，进入翰林院借阅《永乐大典》的这部副本。他在看过这部“嘉靖副本”后曾说：“惜乎其缺失几二千册，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嘉靖副本”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出现丢失，另一方面也说明“永乐正本”当时很可能存放在清宫中（乾清宫）。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曾对“嘉靖副本”的实存册数做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全书11095册丢失1214册，尚存9881册。嘉庆二十年（1815年），翰林编修许乃济等人对“嘉靖副本”也做过一次清点，所得结果与乾隆五十九年的统计一致，清末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对这次清点作过记载：“《永乐大典》只有一部，现存翰林衙门敬一亭。原书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内有目录六十卷），除原缺二千四百四卷，实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册。”
这两次对“嘉靖副本”实存册数的清点，说明早期“嘉靖副本”的丢失主要发生在雍正后期和乾隆前期。雍正后期“嘉靖副本”的丢失，可能是存放地转移过程中造成的丢失。乾隆前期“嘉靖副本”的丢失，可能是在修《三礼》、《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频繁参阅和取用《永乐大典》造成了丢失。例如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庶吉士黄寿龄曾私自将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结果书册在途中被窃。
但与此同时，乾隆、嘉庆时期也是《永乐大典》价值得到体现的高光时期，大量已经失传的古书典籍得以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在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512种失传古书，当时已失传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旧五代史》等巨著都被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重新流传。嘉靖时期修《全唐文》时，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等失传古籍。
道光时期的“嘉靖副本”经历了一段“蛛网尘封，无人过问”的平淡岁月，但这却是大劫难到来前的最后平静。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清政府分别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列强们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此地距离翰林院衙门所在地极近，作为文物至宝的翰林院巨量藏书进入了洋人的视野。
于是在利益的诱惑下，翰林院内部围绕“嘉靖副本”等古籍的监守自盗现象层出不穷，官吏们将《永乐大典》的书册偷出来之后，多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他们的洋主顾。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此后十余年间“嘉靖副本”的丢失数量接近一半，当时的翰林编修缪荃孙说：“光绪乙亥（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指《永乐大典》的‘嘉靖副本’），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
更恐怖的是仅仅一年之后，“嘉靖副本”又从不到5000册变成仅剩3000余册，“余丙子（1876年）入翰林，询之清秘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一年之中被偷走了1000多册。而在十四年之后的1890年，黄遵宪随同薛福成出使英法，黄遵宪的友人王颂蔚写诗赠别，他在诗的小注中说“《大典》今存翰林院者只八百余册，传闻英人购去储博物院”，并嘱托黄遵宪到英国博物院搜访被掠《大典》的数目。
此后，这一存册数量大概一直维持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据光绪十八年（1892年）《翰林院旧书目录》的记载：“《永乐大典》，存八百七十本”。前清进士孙壮在所著的《永乐大典考》中也说：“清翰林院清秘堂所藏永乐大典，庚子前尚存八百余册”。总结“嘉靖副本”移入翰林院以来在这一百多年间的丢失，洋人垂涎利诱，翰林院监守自盗，两者内外勾结是造成“嘉靖副本”大量失窃的主因，而清政府管理不善也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1900年“庚子事变”中，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列强使馆区，靠近此地的翰林院被战火波及而发生大火。在混乱中，翰林院大量古书典籍被焚毁和哄抢，仅剩的800余册“嘉靖副本”也遭到了彻底毁坏和抢掠，甚至有一部分被洋兵拿去垫在炮座下面。1901年，翰林院要回了事变中被英使馆移走的330册“嘉靖副本”，但这些仅存的书册却又在随后的两年间被监守自盗者瓜分殆尽。1904年，翰林院残存的“嘉靖副本”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点，所存的书册仅剩64册。
已知现存《永乐大典》的收藏地和数量分布
目前，《永乐大典》已知的存世数量仅为418册，分别是“嘉靖副本”412册和无实物的胶片6册。其中“嘉靖副本”412册的收藏地和数量分布如下：
【中国】存有239册，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
【日本】存有61册，分别收藏于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地。
【美国】存有52册，分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等地。
【英国】存有51册，分别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地。
【德国】存有5册，分别收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
【爱尔兰】存有4册，收藏于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
相比于原书11095册的数量，现存《永乐大典》的数量不足原书的4%。但从“嘉靖副本”散失和损毁的情况来看，其中直接毁于战火的数量，最多是“庚子事变”前870册和事变后英使馆送回330册之间的差值。也就是说最多只有540册是直接永久损毁的，那么另外的10000册现存何处？还能不能找得回来？只能等待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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