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高寺的一块古碑,揭示了沐氏家族在云南权力架构中的真实位置
一直以来,明朝沐氏家族在云南,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对沐家在云南的作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很多误解,甚至和根本就是谬误。
举几个例子:
沐英不仅侵略了大理、更是灭绝了大理文化?
明朝大军平定云南,除了要消灭元朝在滇中昆明地区的残余势力外,还要征服滇西的大理国,这样才能将云南纳入大明王朝的版图之中。
最后,蓝玉、沐英确实攻下了大理。
站在南诏、大理国的角度看,这真的可能是一场外来的侵略。
但,这就是历史!其中的积极意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早已经有了定论。
大理古城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样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到了清朝的嘉靖年间,云南大理弥渡出了一个文化名人。
他更是认为,明军对如今“风花雪月”的大理,除了是政治军事上的侵略之外,对大理文化、甚至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一场“焚书”血洗!
这个人叫做师范,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嘉庆年间云南的知名人士,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的好友。
他在《节册明史云南世守平西侯追赠黔宁王沐英传后嗣附》就这样写:
沐氏镇云南直与明祚相终始,三代以下所鲜见也,迄今已百五十年矣,而滇中土人犹自慑其余威,引为口实……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
这个“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说的就是沐英“焚书”,消灭大理文化!
云南唯一的“状元”、清末的袁嘉谷在内的一些“名人”,也不嫌事大,也就直接引用了师范的原话和观点。
袁嘉谷的《滇绎》卷二《王后之滇》:
然则三十七部之名实俱亡,当在元明时矣。师荔扉先生书沐英传后云:不以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典章,悉付之一烬。余习读而深痛之。
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破坏
如此一来,沐英大理“焚书”的事情似乎是坐实了。
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其人,他们认为,沐英之所以要烧毁云南历代官籍典章,原因就是他不承认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他对云南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和政策。
并认为,这是沐英在立下大功的同时犯下的大罪,是不可原谅的!
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
黔宁王是个爱书之人,岂会焚书!
沐家是明朝掠夺云南的主谋和爪牙?
除了文化上的灭绝,对沐氏家族持有偏见的人,还会举出例子,说明朝廷对云南的剥削和掠夺,沐家是帮凶!这是经济上的。
元明清时期的云南,一直是中国的白银主产区。特别是白银,在新世界白银和日本白银输入前,云南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白银产地之一。
明朝一半以上的白银产量都在云南。
白银,曾经也是“云南特产”
此外,云南产出大量的铜,盐、茶叶,木材,石材等高贸易附加值的商品和货币金属。
在严重依赖土地税的中国古代,云南这种独特优势有着巨大的特殊性。
所以,将云南纳入版图,不仅有政治上的考量,经济上也不吃亏。
此外,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由朝廷亲任官员统治的省份还不同。
云南在被元朝纳入中华帝国控制范围后,其土地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羁縻的土司统治的,而土司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比例纳税的义务的,只有定额纳贡的义务。
而有明一朝,在云南,控制和管理这些土司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云南沐氏黔国公府!
黔国公府,管理的云南土司而不是云南的行政事务
明朝朝庭、明朝皇家,或者其他势力集团,对云南的掠夺和盘剥,都不太可能绕开在云南土司中地位独特的沐氏家族。
于是,沐氏家族也就成后人眼中,明朝掠夺云南的主谋和爪牙!
事实真的如此吗?
《继喜亭记》碑额
妙高寺《继喜亭碑记》揭示了沐氏家族的真实地位
列举了沐氏家族的这些“斑斑劣迹”,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沐氏家族在云南名声不如仅仅只治滇6年的元朝“咸阳王”赛典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从世镇云南282年的沐氏家族身上,可以看到明朝作为封建社会所有的劣根。
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实质是什么呢?
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民,起义了,成为了地主,再带领另外一群地主打败了老的地主,最后这个农民成为皇帝,成了最大的地主,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地主。
在明朝,朱元璋就是那个励志的农民。
而沐英或者说沐氏家族,无非就是跟随朱元璋这个农民起义而诞生的新兴地主阶层罢了。
朱元璋是明朝最大的地主
在云南,沐家饱受诟病的其实是沐氏庄田。
沐晟、沐斌父子嗣爵的鼎盛时期,
晟父子前后置圃墅田业三百六十,‘吾日食其一可以周岁’。珍宝金贝充牣库藏,几敌天府--王世贞《弇州史料·西平王世家》。
明亡后沐府田产归吴三桂所有,平三藩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算沐府田产。虽然当时田产已有所散失,但还是数目惊人:
分布云南布政司直辖二十二个府州司中的不下十六个府州。
但要让沐氏家族背整个大明封建王朝的“锅”,他们背不起,也不公平!
沐家主持屯田戍边,把自己整成了云南最大的地主
妙高寺《继喜亭碑记》最好地揭示了沐氏在云南的地位:沐氏家族不是真正的“云南王”!
继喜亭记》碑的碑文,记载的是明朝天顺二年(1458)云南三月、四月及五月初不雨,云南镇守太监梅忠率官吏于昆“遍叩神祠”祷雨之后天降喜雨,谒妙高寺筹建亭处“少憩”,再逢喜雨得“继喜亭”之名的过程。
在《继喜亭记》,代表沐氏家族出场的人物是当时的云南沐氏家族第一人:沐璘。
但无论是在为地方求雨这样的“大事”中,还是一帮子官员游憩妙高寺的过程中,无论是“都督沐公璘”, 还是“總戎”沐璘,都不是主人,不是中心人物,更不是掌握最大话语权的第一人!
只是因为身份(不是黔国公的黔国公)、地位(云南总兵官)、职权(掌云南都司),让沐氏家族代表的沐璘成为这帮子人中,仅次于第一人之下、不得不提的隐隐人物。
这就是沐家在明朝中期云南真实地位的体现。
《继喜亭记》碑
这样的地位,是无法与家族创始人沐英,第一代黔国公沐晟相比的,甚至还不如明朝末年的末代黔国公沐天波!
要知道,在昆明西山千步崖上的《罗崖修路碑记》中,“沐老爷”可是排在第一位的!
昆明西山千步崖上的《罗崖修路碑记》
《继喜亭记》碑,见证的是沐家在明朝中期地位的下降、职权的旁落。
《继喜亭记》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沐氏家族尽管世镇云南,但并不是赛典赤那样名正言顺的云南省长(平章政事)、不是吴三桂那样真正意义上的藩王,也不是后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龙云那样的“云南王”。
云南沐氏家族就是一个家族,一个以“黔国公府”立足于云南,以云南总官宾、掌云南都司渗透云南的封建贵族家族。
云南在有明一朝的那些个“锅”,沐氏家族背不起,也不该背。
呈贡沐氏家族墓旁边,就是昆明新的行政中心
最后,可以为沐氏家族辩解两句了:
关于大理“焚书”。
且不说当时的沐英不是一号人物(平定云南的最高负责人是傅有德),就算蓝玉、沐英攻下大理城之后,并没有下令“焚书”,这是明初纪律严明的军队所不允许的。
而沐英,更是命令部下抢救大理段氏总管府起火的殿堂,于是才有了后来,据说是弥补大理文化空白的《大理古轶书钞》。
这本书的来历,就是沐英的部下从那场大火中抢救下来的书中摘录的
关于,沐氏家族帮助朝廷“搜刮”云南。
且不说云南沐家只是在占有庄田方面“吃相”难看之外,沐家在云南各种独特资源方面并没有什么劣迹,真正犯下众怒的是万历年间云南矿使税监太监杨荣。
这个出现在《重修太和宫记》中的大人物,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激起云南民变。
百姓恨他入骨,烧税厂,杀委官。他陷害指挥使樊高明,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冤民一万人焚烧他的宅第,将他杀死后焚尸!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荣乱滇”,跟沐氏家族真的没什么关系。
昆明金殿《重建太和宫记》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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