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朝
司马谈这个人,生于哪一年,没有人说得清楚。只知道他是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是司马喜,儿子是司马迁。不错,就是和《史记》有关的那个司马迁。汉武帝时,司马谈做过太史令。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史称“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于是抑郁愤恨而死。哈哈,这种失落,也是少见啊,因此而郁闷离世,也个稀奇的事情。
司马谈是个有广博知识的人,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司马谈的学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
其二是“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书《易》作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是“习道论干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曾和辕固在景帝面前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的性质。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
司马谈学习这些,为他以后做太史令打下基础。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武帝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也是吏官历来的传统。
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不尽,生怕尽职尽责不力。
历史家对“百家”行分类,就始于司马谈。司马谈的一篇文章,题为《论六家要指》,把以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划分为六个主要的学派:
第一是阴阳家。他们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
第二是儒家。这一家在西方文献中称为“孔子学派”。但是“儒”字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所以西方称为“孔子学派”就不大确切,因为这没有表明这一家的人都是学者以及思想家。他们与别家的人不同,都是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因而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者。至于孔子,的确是这一家的领袖人物,说他是它的创建人也是正确的。不过“儒”字不限于指孔子学派的人,它的含义要广泛些。
第三是墨家。这一家在墨子领导下,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的门徒实际上已经自称“墨者”。所以这一家的名称不是司马谈新起的,其他几家的名称有的是他新起的。
第四是名家。这一家的人,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名”、“实”之辨。
第五是法家。汉字“”的意义是法式、法律。这一家源于一群政治家。他们主张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
第六是道德家。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上学和社会哲学围绕着一个概念集中起来,那就是“无”,也就是“道”。道集中于个体之中,作为人的自然德行,这就是“德”,翻译成英文的virtue(德),最好解释为内在于任何个体事物之中的power(力)。这一家,司马谈叫做“道德家”,后来简称“道家”。第一章已经指出,应当注意它与道教的区别。由此可见,司马谈在百家方面的思考和贡献。
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并认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
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并认为这是“大孝”。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
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
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这话啊,是有一定道理的。司马谈言传身教,用他的忠心与敬业,给儿子做出了示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儿子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司马谈要求儿子一定要“扬名于后世”,并说这就是大孝。这条道德的鞭子,给了司马迁置死于不顾,完成撰书的动力。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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