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therlands

约在1381年抵欧的元代“丰山瓶”

作为有档可查最早登陆欧洲的一件中国瓷器

见证了14-18世纪一段曲折的中欧“瓷缘”

15世纪以前,欧洲人要获得中国瓷器,多通过中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中转贸易或外交赠礼的方式,数量零星,未成规模。随着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和新航路的开辟,中欧之间的直航航线被打通,大规模的华瓷贸易开启。

荷兰,国土面积仅约四万平方公里,放在中国,重庆市的面积还比它大一半。这个在当今世界格局似乎并不起眼的“小国”,在400多年前,却曾是世界的海上霸主,主导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贸易长达百年之久,堪称当时华瓷对外贸易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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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屏”华瓷贸易百年

荷兰濒临北海,长期以来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业国家,向海而生,极具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还拥有当时欧洲最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奠定了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从16世纪中后期,荷兰自主开辟属于自己与东方的直航通道,并在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凭借雄厚的公司资本,强大的海上商贸和军事力量,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殖民帝国,开启了自己在17世纪“霸屏”世界的百年传奇历程。

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

“东印度”是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总称,除荷兰外,英国、丹麦、法国、瑞典等国也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旧址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14家荷兰以东方贸易为重点的公司合并而成,垄断了荷兰东到好望角、西到麦哲伦海峡间的贸易,还拥有统治、殖民和军事职能。

极盛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占欧洲总吨数3/4以上的商船,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无数来自东方的奇珍异宝从首都阿姆斯特丹涌向欧洲各国。在亚洲,印尼的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和中国的台湾是荷兰的两大贸易基地,尤其是台湾,自17世纪上半叶被荷兰占领以后,便被打造为荷兰在亚洲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中转地。

保守估计,整个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约从中国进口了超过1500万件瓷器销往欧洲和亚洲各国。虽然在18世纪,荷兰的贸易霸主地位即让位于英国,但中荷之间的瓷器贸易由于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海禁”政策的取消而更趋频繁。华瓷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荷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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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惊艳欧洲

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得到的两批中国瓷器,仍然不脱发展早期的掠夺本色,都是通过抢劫获得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了葡萄牙商船“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夺得了约10万件、重60吨的瓷器。船上有大批款式独特的中国青花瓷,其特点是在盘、碗的口沿绘制排列整齐有序的分格及开光,内有山水、人物、花卉、果实,中央则绘画吉祥的花鸟纹样。因为不知道瓷器产地,而“圣卡塔琳娜号”又是一种当时欧洲著名的航海大帆船“克拉克”船,因此荷兰人把这种款式的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青花八开光蛙纹盘(克拉克瓷)

明代 江西省博物馆藏

克拉克船(Carrack,又译卡瑞克、卡拉克帆船)

诞生于15世纪,特征是首尾都具有硕大的船楼。其吨位大,动力足,被广泛用于远洋贸易,还充当了航海冒险中补给船的角色,是大航海时代的探索先驱。

这批瓷器抵达阿姆斯特丹后引起了轰动,拍卖了350万荷兰盾。当时公司的启动资金不到650万荷兰盾,而这批中国瓷器已为公司带来超过50%的利润总值,可谓相当惊人。“克拉克”瓷也一度畅销欧洲,成为中国外销瓷中较早成规模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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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流量路线”的日常定制

早期荷兰人大量购买克拉克瓷,他们极具商业头脑,很快就发现需要增加欧洲人的日用瓷器,比如烛台、芥末罐、啤酒杯、盐罐和其它器具。善于创新的荷兰人采用了“来样加工”定制的生产模式,把欧洲生活用具做成木制模型,在1635年带到中国模仿生产。首批产品在1639年运回荷兰,大受欢迎。除木制模型以外,还使用了现成的玻璃、银器和陶器器皿。随着定烧瓷需求量的增多,绘有所需器型、纹样的画本图样取代了模型,极大地推动了定烧瓷的生产。这些瓷器“式多奇巧,岁无定样”,随欧洲市场的潮流而不断变化。

从18世纪30年代前后起,每逢八九月的贸易季节,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有商船乘季风抵达广州,并在次年一月初乘季风离开。商人根据指定数量、产品的画样、种类和价格的购货单采购产品,或是购入存货,或是将订货单送往内地的瓷厂,经工匠和画师历时数月的制作,在第二年春天运往广州,等待下一批商船达到时出港离开,这样的贸易模式逐渐形成常规做法。

不过在纹饰方面,荷兰人并没有那么讲究,大部分是在中国传统花、鸟、人物和山水的基础上融入西方元素。对于一些需要精准模仿所需器型和装饰的订单,或是比较复杂独特的器具和纹饰,因为所需投入的金钱和人力不少,且需求有限,成本很高,致力于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荷兰人对这类高端定制兴趣不大,不是主要经营项目,其大宗货品仍然是可大批量制作、大量入货的日用瓷器,精明的荷兰人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赚钱。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86年在中国定制的咖啡壶设计图样

图样的勾画较为粗疏

尽管在16、17世纪之前,中国瓷器的形象已通过书籍、传说,或是少量的实物传播至欧洲,不过多数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甚至是第一次听说瓷器,已经要到荷兰等海上贸易强国成规模输入以后了。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绘画,尤其是注重现实生活的荷兰静物画中,常常会出现瓷器的身影,可见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使其价格有所下降,除了贵族阶层以外,也逐渐进入当时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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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定制:深耕与尝试

除了日常走“流量路线”外,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特殊定制领域也多有涉猎,无论是把画家的绘画作品、历史事件画在中国瓷器上,还是批量和持续地向中国定制纹章瓷,中西瓷器贸易的基本模式正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断尝试下逐步形成的。

针对这类特定的纹饰,中国的工匠需先在图样上沿着线条刺上小孔,把图样放在瓷器上面,再用碳粉在图样上摩擦,使碳粉经过针孔在瓷器表面留下大概的轮廓,再按照轮廓绘制细部,可以精准地模仿纹样,工序十分繁复。

1734年,公司聘请了本国著名的画家科内利斯·普龙克(Cornelis Pronk)设计了多款繁复精美的“中国风”纹饰,每一款均备有不同器皿所需的图样,试图在“高定”领域拓展业务。这些图样被带到景德镇和日本设计制作为餐具和茶具,被称为“普龙克”瓷器系列,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撑伞女子”图。

科内利斯·普龙克自画像

约1725-1730年

阿姆斯特丹城市资料馆藏

“撑伞女子”图稿

1734-1738年

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撑伞女子”图源自普龙克在1734年创作的一幅水彩画,现保存在荷兰国立博物馆。画面中描绘了两个女子和三只水鸟,其中一名女子斜着身体为前面的仕女撑着阳伞。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就因为成本过高而终止了定制,但这一主题的纹样还是在中国和日本持续使用了30-40年之久,由中日生产商设计制作或经私人定制,由此衍生出来的变体版本很多。日本工匠还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表达,别出心裁地以穿和服的日本女子形象替换了原来穿长袍的中国仕女,华盖也相应变成了纸伞。

撑伞女子图盘

1740年,杜塞尔多夫黑提恩斯-德国陶瓷博物馆藏

景德镇生产

日本肥前阳伞仕女图盘

1734-1737年,大都会博物馆藏

私人定制

纹章瓷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特殊定制的重要产品。纹章,即欧洲城市、贵族、家族等的标志。十七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订制纹章瓷,其中以本地市镇名称为装饰的特殊纹章瓷品种格外引人注目,这种纹章瓷一般会将城市、省或国家的名称以黑彩写在飘带上,多为荷兰文。

彩绘纹章纹剃须盘

1700-1750 中国景德镇生产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这件剃须盘的主纹饰为4只狮子组成的纹章,下方飘带可见“HENEGOVW”的地名字样,该地大约位于今比利时,历史上与荷兰曾属一个国家。这类绘制了荷兰地名的纹章瓷器,经常会出现地名拼错,或者纹章与名称互不相符的情况,而且一般中央的纹饰描绘得较为拙劣,不如边饰精美。其器形为17-18世纪欧洲理发店剃胡子的常用器皿剃须盘,特点是盘沿下部有一凹槽,用以固定在顾客下巴处。

在荷兰人纵横全球的百余年里,各地文化随贸易而碰撞、交流和融合。大批瓷器进入欧洲,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生活方式,加速了瓷器的普及化,也刺激了欧洲人为实现“瓷器自由”,不断探寻破解瓷器制作的秘密;中国文化随瓷器贸易远播海外,西方的需求和审美为中国瓷器艺术注入新的内容,产生了许多全新的造型和纹样,荷兰人可谓功不可没。

1799年,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业务衰退,在当年的最后一天宣布解散,深刻影响华瓷贸易史的一代传奇落幕。

参考资料:

1、《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冯先铭,冯小琦,《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2、《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万钧,《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3、《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概述》,彭明瀚,《华风欧韵:景德镇清代外销瓷精品展》,江西省博物馆编,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4、《瓷上“中国风”——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牟晓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

5、《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所藏中国外销瓷》,[比利时] Dr.C.J.A.Jorg(乔克博士) 尤宝铭译(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研究论文集》,俄军主编

(部分图片来源自网络)

下一期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中日瓷器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

在荷兰人的搭桥牵线下

引发的角力和交流

一起欣赏日本瓷器的美丽与哀愁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

展览时间:6月12日-9月20日

展览地点: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

撰稿:李玉婷 李明晖

排版:李明晖

审校:邓玉梅

审核:朱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