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六十：俄罗斯东正教的尼康改革1

自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东部教会(希腊正教）历经坎坷，四大牧首区中的安提阿牧首区、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耶路撒冷牧首区处于伊斯兰教势力的包围中，生存已很不易，更谈不上发展。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也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后支柱，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日趋萎缩。数次十字军东征，名义上是针对伊斯兰教的，实际上也使希腊正教遭受重大创伤，不少地区的教派重新皈依天主教，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地位，只在教仪上保留部分东方习俗，被称为东仪天主教。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选出自己的牧首，并经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亚二世签字认可，成为独立的自主教会，称莫斯科直接传承于罗马和拜占庭，是" 第三罗马"。从此，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根据地。
尼康(1605-1681 年）出身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家庭，1635年入索洛维兹修道院为修士。1624年任哥捷阿则斯基修道院院长，1646年得到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 年）赏识，被指任莫斯科新救主修道院大司祭，1648年升迁诺夫哥罗德都主教，1650年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正教会牧首，1666年被沙皇撤销牧首职务，并被流放到偏远的菲拉波托大修道院。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的继任者费多尔二世宣布赦免尼康，并准他返回莫斯科，1681年，尼康死于途中。

尼康改革起始于1653年，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严格统一教仪，另一个是确立君权神授体系。前一项获沙皇全力支持。对后者，沙皇的支持是有保留的。作为一种观念，君权神授有利于加强沙皇的统治；作为一种教会组织形式，尼康将东正教牧首即他自己作为神的象征，凌驾于沙皇之上，这是沙皇绝不能容忍的。尼康因改革而享尽荣贵，也因改革而受尽凌辱。他的命运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命运——只能成为沙皇统治的工具。
尼康的改革首先从统一全国的宗教礼仪开始。他规定祷告时划十字要用三个手指，不准用两个手指；绕行教堂的礼仪行列是自西向东(迎着太阳的方向），不能自东向西(顺着太阳升降的方向）；十字架可是八角的、六角的、也可以是四角的；对耶稣的赞美诗要唱三遍而不是两遍；做弥撒时应在圣像面前摆5 块圣饼，不准摆7 块；祈祷时用鞠躬礼而不是跪拜礼；圣像要仿照希腊正教式样描绘，不准仿照其他样式。此外，尼康还依据希腊正教原版《圣经》，修订了俄罗斯正教的经文，统一了东正教的祝祷词。

这些措施都是与俄罗斯正教中已成为习俗的礼仪背道而驰。开始时，尼康也很谨慎，不敢冒然行事。1654年，尼康动身到君士坦丁堡见牧首巴伊西，想从巴伊西那里寻求支持。当时，尼康带了27个有关礼仪方面的问题，诸如什么时候在教堂里点燃长明灯，什么时候敞开教堂的圣门，弥撒后要把圣餐布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圣餐杯上面还是放圣餐杯下面，等等。巴伊西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做直接回答，他只是劝告尼康，不要着手对固有的宗教仪式进行改革。这未能打动尼康的决心，他相信沙皇会支持他。1656年的所谓东正教周期间，在莫斯科圣母升天节大教堂祈祷会上，宣布了把所有坚持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人革出教门，还郑重地申明了这样做的理由：大姆指及与其相连的两个手指一起象征着三位一体，如果用两个手指划十字，三位一体的出现就显得不匀称，并且划十字的两个手指表明的是存在两个基督实体，这是属于聂斯托利派的异端。
这场宗教礼仪的改革，果然招致了强烈的反抗。首先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神甫们感到新礼仪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新礼仪，新的祈祷词等都是以书面文字为基础的，可这些农村神甫多是些不识字的人。以前，他们从事圣事活动主要靠口耳相授，现在则必须重新学习，先要学习识字，才能取得继续任职的基本条件，否则将失去生路。

城市的宗教界也有反对新礼仪的人，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库姆和伊万.涅罗诺夫，不少经书和教会文件的" 校勘者" (编辑）追随他们。同时，一些主教，如科洛缅斯克大主教保罗.里沃夫公爵，还有一些贵族也加入反抗新礼仪的队伍。所有这些人组成所谓" 旧礼仪派"。这些人的目的各不相同，农村的基层教士不仅不满于他们必须重新受教育，而且对他们的物质境况和教会方面的无休止的掠夺也愤愤不平；农民由于亲身体验到国家和教会的奴役，更是激愤难平；一些上层贵族对沙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极为不满。从前，这些贵族都是各霸一方，能挟持地方的封建王侯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迫切想恢复旧的秩序。现在，这些势力以宗教为旗号集合到一起，决心向沙皇政府和它的鹰犬- 国家教会发起反击。旧礼仪派把尼康的礼仪改革视为对基督教的背叛，推行的是一种非基督教的秩序，是不符上帝的愿望的。他们说，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同牧首和教会一起毁掉了真正的信仰，投靠了基督的敌人，他们在保卫基督教的纯洁性的口号下起而反抗政府和国家教会。

1658年，索洛维茨修道院以旧教名义举行暴动，在接到新礼仪书籍后，修士们在主持司祭伊利亚领导下一致公开拒绝执行。政府对索洛维茨修道院进行了长达10年的" 和平" 镇压，无效，便派去了军队。军队得到的命令是占领这个暴动的巢穴，迫使修道院的修士们接受新礼仪。修道院顽强抵抗，坚持到底的决心日益坚定。斯切潘.拉辛领导伏尔加- 顿河农民起义失败后，许多充满战斗精神和有战争经验的流亡者来到索洛维茨修道院，使原来出于宗教动机的暴动带上了政治色彩，防御战的领导者逐渐由修士手里转到起义流亡者手中。1676年，由于修道士费奥克吉斯特的变节，沙皇军队冲进了修道院，暴动者被残酷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