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国庆夺公章、撬保险柜，到进拘留所，当“庆渝年”夺权大战暂时落幕时，当当网又再次成为网络焦点。

起因是，解雇了一名变性员工。

5年前，高某入职当当，担任技术部产品总监。

2018年，高某经医院诊断为易性症。

什么是易性症？

在传统性别认知里，一个人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

而患有易性症的人，生理上是男性或女性，但在心理上，他们却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

他们身体里，好像住着另一个人。

比如高某，虽是男性，却打心底里，认定自己应该是女性。

于是，高某请假2个月，去做了变性手术。

没想到，手术恢复，沉浸在喜悦中的高某，却被当当网以旷工为由，辞退了。

而且公司发送的函件上，更是使用了“精神病患者”“侵害”，这些不友好措辞，让她觉得受到了歧视。

最终法院判定高某某胜诉，恢复她在当当网的工作，并有权利以女性的身份如厕。

这个案件，不仅维护了性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也将“跨性别者”这一小众群体带入大众视野。

一提到跨性别，许多人会将他们和变态、有病等联系起来。

白眼、侮辱、自残，甚至自杀，这些暴力和冷暴力，一直真实地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

19岁的黄小迪出生时是男生，但他从小喜欢女孩的衣服。

一开始是觉得好玩，后来他发现，穿女孩衣服自己更安心。

初中时，她发育出男性特征，声音也变得浑厚。而她却难以接受这样的自己，觉得别扭，每天都活在痛苦中。

后来，她辍学去了一家洗车店打工，拿到手的第一笔工资就去买了唇膏，后来又买了洗面奶、护肤品、纱纱裙，以及女士内衣。

从小到大，她一直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就像一个男人的躯壳，困住了真实的自己。

直到16岁那年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才终于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属于跨性别女性。

为了让自己的女性特征更明显，她开始偷偷服用一些促进身体雌性激素发育的药。

她一边享受着身体的变化，一边又对父母心有所愧，于是决定离家出走。

7天后，她被父母带回来。

当父母知道她服用药物的目的后，一气之下将药全部扔掉。

为了矫正她的“不正常”，父母先后将她强制带到重庆和河南的扭转学校，进行治疗。受不了内心的压抑和严苛的环境，她两次从学校逃出。

那时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她穿着两件单衣，露宿街头，半夜经常被冻醒，醒来又继续跑，饿了就吃地里的萝卜、大葱。

最后一次被父母带回家后，他们终于不再干涉黄小迪的选择，开始慢慢理解并接受孩子。

现在，黄小迪最大的心愿是，攒钱去泰国做变性手术。

但，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能有幸得到这份理解和支持。

同样是屡次出逃，薇薇安的遭遇却很悲惨。

自家人知道后，就不断对她施以暴力，随手抄起什么东西就打她，树枝、木棍、铁棍，都曾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在一次逃跑中，她不慎从三楼摔下，导致腰椎骨折。住院期间，为防止她再次出逃，父母还掐她的脊椎骨，试图掐碎。

出院后，他们马上将伤重未愈的薇薇安，带回家软禁起来。

被打、被软禁这还是轻的，还有一些人经历过电击。

18岁的朱亦，很早之前就想变成女生。母亲知道后，便“押送”她去私人诊所接受治疗。

医生刚开始每天给朱亦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改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一边疯狂的电击朱亦的头部，一边医生大声对她怒吼：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

不间断地电击，不停地辱骂，让朱亦情绪崩溃，他几次想过自杀。

母亲发给她的短信，希望她能“悔过”，而他的同伴，就真的选择了结束生命。

19岁的Neco，同样被父亲强制送到扭转学校，身份的撕裂和无法躲避的暴力让她晚上经常做噩梦。

她跟身边的人说，“我有抑郁症，迟早会自杀的。”

今年3月，她曾试图自杀，被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但没过几天，她第二次自杀，这次再也没有醒来。

父母的不理解、甚至暴力，外人的白眼和嘲笑，成了跨性别群体追求自我最大的障碍。

为了变成真正的女性，他们往往采取更隐秘，也更自伤的“自救”办法。

比如吃药。

这类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药娘。

药娘会服用雌性激素或抗雄性激素，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女性。

但激素药属于处方药，要经过医生谨慎而漫长的诊断，才能在正规渠道买药。

所以，许多人只能通过网络购买。

但这些店铺大多不具备从业资格，所售药品真假难辨。如果只是骗钱也就罢了，恶劣的是吃假药相当于断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一位药娘在一家名气较大的药商那里，买了几盒色普龙（抵制雄激素的药），吃了大概一个月，发现竟然又长出了胡须和腿毛，还疯狂地掉头发。

雄性激素的反扑，导致身体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如果此时胸部正在发育，还可能引起乳腺增生。

可即使是真药，因为缺乏专业医生的指导，吃多吃少全凭感觉，一不小心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阿诚刚开始吃药时，胸部会隐隐作痛。吃药半年后，出现了嗜睡、睾丸疼痛等症状。

如今两年过去了，她已经不能出门步行超一小时，甚至到隔壁小区取个快递都会累得气喘吁吁。大冬天的，刮着北风，也挡不住汗流浃背。

即便付出如此大代价，跨性别者外貌看起来仍旧更像原始性别，一部分人选择走向下一阶段——变性。

这是一项大工程，不仅要切除原有的生殖器官，重建新的性别器官，还要对面部进行整形，让五官、神态更接近心理性别。

然而，基于手术的不可逆性，患者在术前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以，有些人只能去黑诊所做手术。

由于消毒设施、医疗条件不完善，危险也随之而来。

罗月，18岁时开始吃药。为了做女孩，她曾把胡子一根根拔掉，用手使劲捶打喉结。

父母不理解她的行为，父亲甚至拿锅直接砸在她身上。这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最终她瞒着家人去私人诊所做了手术。

但手术却出了意外。

正常的去势手术只需一个多小时，她在做的时候，结扎的线意外断掉，只能重新去找新线。在手术后一个星期，伤口的缝合线又崩开了。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疼痛，可想而知。

但对他们来说，性别认知的痛苦，远大于手术带来的创伤。有人甚至会选择自残。

《刺客聂隐娘》的编剧谢海盟，是一名跨性别男性，他对自己女性的身体充满恨意。

洗澡时绝不照镜子。为了不进女厕所，他会憋尿12小时。

母亲为他洗衬衫时，经常发现上面沾着许多血痕。原来他用刀去割乳房，而且是用最脏最锈的刀，因为这样会造成伤口感染溃烂，医生就不得不帮他割掉了。

另外，由于一些人年龄偏低，又得不到家人的资金支持，迫于昂贵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他们不得不选择从事性服务。

如果有稍微轻松一点的解决之法，谁愿意这样轻易糟蹋自己的身体呢？

他们所承受的无力感和无助感，是外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

对于那些得到父母理解，也有能力进行到手术这一步的跨性别者来说，也不是万事大吉。

金星当年做手术时，因为锁住左腿的架子跑脱，滑到小腿上，导致血液不循环，术后出现了小腿肌肉到脚指尖神经全部坏死的情况，医生说即使恢复过来，也是一个瘸子。

好在，经过长期的针灸治疗，小腿神经慢慢苏醒过来，她才能重返舞台。

她曾坦言：

“我拼命地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只有做一个成功者，别人才可能接受我的与众不同，我比其他的变性人幸运，但这幸运是我咬断牙争取来的。”

挺过了手术的风险，接下来就要思考如何以全新的身份生活下去了。不过，这并不容易。

变性后，学历和学位证书上的性别很难修改，“人证不一”意味着文凭几近作废，这足以将许多跨性别者拍在求职的沙滩上。

白雨霏是复旦大学研究生，变性后，她面试了70家公司，都没找到心仪的工作。大半年没收入，她不得不一日三餐白米饭，偶尔来点榨菜、萝卜干。

为了生存，她开始找不限学历的服务员来做。

在一次面试时，她被骗到一家夜总会陪酒。后来，她请一位客人作掩护，飞快地冲出夜总会大门，坐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上，才最终逃离魔窟。

之后，她经常给学校和国家教委写信，申请更改学历信息，最终成为跨性别群体中第一个成功修改学历的人。

但得到这个结果，她奔波了8年。

8年，多少的歧视、质疑和拒绝啊，想想就心酸。所以，为了避免学历清零的风险，一些人会在毕业前完成变性手术，这样就不会遭遇性别更改的难关了。

但，这又面临着宿舍分配的问题。

跨性别女性，要分配到女生宿舍，但因为以前是男性，女性同学未必容易接受。

倘若分配到男生宿舍，对于拼死做手术改变性别的自己，又怎么能接受？跨性别男性，亦是如此。

除此之外，恋爱、结婚等人生大事，他们更是想都不敢想。

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真的很窄，一些在我们眼里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他们眼里竟是难以逾越的大问题。

但他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些遭遇必定逃不过。

曾参加《奇葩大会》的超小米，是一位跨性别者。她认为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又不完全属于女性。

在她身上，既有女性阴柔的举止，又有男性浑厚的嗓音；既穿旗袍，又留着胡茬。

有次她穿着连衣裙，踩着高跟鞋走在街上，一位老太太张口就恶语相向。

“人不人妖不妖的，你也敢在大路上走。”

“别晴天一个霹雳，把你给劈死。给你劈死，你也是活该。”

还有一次，同样是走在街上，一位中年男子载着孩子从她身边经过。走了几米后，突然停下来，对孩子说：

“你以后要是敢跟这种东西一样，看我不打折你的腿。”

刀子一样的话，一次次刺痛着超小米的心。

无端而恶毒的指责，被用在这个群体身上。可是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或对不起别人的事啊。

他们不是误入歧途的罪犯，也不是要哗众取宠。如果说真有什么错，也是他们生错了躯体，心理和生理的割裂，让他们必须去纠正自己的性别。

他们没必要为了迎合其他人的观感和好恶，而自我掩饰。

外界接触到他们会有不适，也属正常。

大众可以表达自己的厌恶，可以施以恶毒的语言，将他们推入无底的深渊。

当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试着看看他们，了解他们的挣扎和无助，哪怕依然无法理解，也断不会轻易施以侮辱和攻击。这样，他们的生存半径应该会大一点。

对于跨性别家庭来说，最难接受的无疑是父母。

我理解父母们的挣扎，他们担心孩子的人生就此毁掉，也担心孩子面临的歧视和指指点点，但也正如黄小迪父亲担忧的那样“再送黄小迪去扭转学校，她可能真的会自杀。”

这句话听起来无奈，却是现实。

父母们何不试着采取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们并没有失去孩子，孩子还是那个孩子，不过是选择了另一种不在预期内的未来。这未来虽然难测，可终归是可以迎来的。

不要因为自己的专制和歧视，让孩子的未来夭折。

勇敢做自己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

愿我们的世界多一些包容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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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江上】

【编辑| 柳叶叨叨】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