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自称为“新汉学”的国外学者有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观点：清朝能够成功统治天下两百余年，主要原因并不是融入中国，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文化风俗的认同，并利用与蒙、藏等其他非主体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用手段统治了一个包括满、蒙、藏、汉、苗等多民族共处的超级帝国。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清王朝”与“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清王朝”是一个超越了“中国”这个空间、这个文化、这个概念的一个古典帝国。

他们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清王朝并不是中国。

这结论谬误严重。

中国还有世界上的许许多多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多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可以说它们都超越了单一民族血缘关系，由共同的文化认可而连接成的全民族想象中的“共同体”。

也没人认为这个俄罗斯、这个英国、这个美国不是那个“俄罗斯”、那个“英国”、那个“美国”。

这些人否定清王朝的“汉化”，真正的想否定的是历经几千年，经过无数思想家、仁人志士的改造的中华主体文化。

其实，对于所谓汉化并不是清朝成功统治天下的原因，反对清朝统治天下的成功关键是满洲早期统治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系统的汉化政策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反问一下：如果当初满洲人不认同、不全面、不系统地汲取中华主体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不融入中华主体文化当中，单纯依赖于包括“国语骑射”在内的某些所谓“满洲”文化，是否还能在几百年的长时间下完成对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这些已为共同的中华文化浸润的百姓的统治呢？

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很宽泛，但是一个重要标志是特别关注他者、边缘、弱势群体、少数人观点等侧面，而忽略了主体、优势群体、主流观点等正面。

不是说他者、边缘、弱势群体、少数人观点不应该受到关注，而是在进行历史解析的时候只关注这些就很容易出现忽略主体主干，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关注细枝末节，强调历史的断裂。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辅相成，但是西方学者过度强调满洲文化的特殊性对清王朝的影响，而对于中华主体文化的普遍性，则采取有意无意甚至是刻意的忽视态度。

而他们也同样意识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往往能够超越血缘意义的族群种群认同而形成文化层次上的“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的“想象中的共同体”的观点。

于是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认为从历史到现实中，是存在超越部族、民族血缘界限，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文化层次上的“共同体”的事实，一方面却又认为满洲文化“共同体”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时间上并没有被中华文化的认同所重新构建。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清王朝的满洲统治者，之所以能成功统治领土宽广无垠、人口众多复杂、思想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完全是因为对“国语骑射”这种自身的落后风俗的崇拜所造成的。

而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十分荒缪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发展都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有时候会极大的影响一个王朝的建设与政治、军事和经济策略的实施，同时有可能影响到其后来的未来发展和走向。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朝和后面的隋唐王朝，辽金元王朝等等，它们的建立者都和清王朝一样，具有鲜明的异族文化特点，而且皆有不同程度地对自身部族、民族文化的刻意坚守，但是这些文化最后都变成中华主体文化的一份子，成为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这也说明这些异族文化对中华主体文化的认同。

因为趋利避害，追求文明的进步和美好的生活，是人之本性，也是认同先进文化的根本动力。

至于“满洲人与蒙、藏等其他非主体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用手段统治一个包括满、蒙、藏、汉等的多民族共处的超级帝国”的论点，其实这也不是清朝的原创发明，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而是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实行的政治统治传统，而这个政治统治传统在汉隋唐元明等王朝都有具体的体现。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中的每一种必然选择中也存在偶然性，各种偶然事件也存在必然的联系，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必然性为主体，偶然性为补充，偶然性总要受制于必然性。

事实上，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那时候全世界中心文化圈至少同时包括中华文明、穆斯林文明和基督文明，但当满洲人崛起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的时候，满洲统治者真正能够选择的文化发展方向却只能是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主体文化，没有第二种选择。

因而，对于满洲人的文化选择，和西方历史上被称之为“蛮人”的日耳曼人一样，只能选择希腊罗马文化，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实际上则这是必然选择。

清朝的满洲统治者对满洲文化的认同选择，从满洲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最开始，就已经显现出选择中华文化认同路线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从满洲人与汉人之间历史与文化的各种联系来看，毋庸置疑，满洲人在以一个统治阶层的身份统一天下之前，与中国历史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大家庭之前走过的道路几乎是一样的：

  • 一、都是通过从单一的部落部族逐渐融合、同化多个部落部族，从而逐步形成某地域的民族政治实体的过程；
  • 二、都是作为中原王朝所管辖的边疆内的部族，都在与汉人密切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吸收中华文化，逐步提升自身文明程度，并且得到迅速发展起来的机会；
  • 三、在进行吸收融合的历史演进中，也是从部族统一到包含多部族、多民族的地域性统一的历史过程。

而这些历史过程正是满洲人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一步不差。

建立清王朝的满洲人，实际与汉人一样，都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渐吸收融合改造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这个民族共同体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部族，经过征服、吸收、融合其他女真各部、某些蒙古部落、辽东汉人、朝鲜人、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其他民族的人最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这些都说明，在清王朝建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满洲人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行长期一体化，不断地同化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分逐渐形成的。

而这个逐渐吸收融合的历史过程，自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各部族、各民族相互进行文化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

比如作为从地域性政权走向全国性政权的重要过渡历史人物——皇太极，就明确下诏说明所有居住在山海关之外的东北地区百姓都是满洲人共同体重要的一份子。

乾隆时期编纂的《满洲实录》更是详细介绍了“部族”之门，里面关于满洲与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各种历史名称和历史演变关系进行详尽的解释，还介绍了叶赫部、乌拉部、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各个东北民族，对东北历史上的强大国家或民族比如夫余、三韩、百济、新罗、高丽、契丹、蒙古等都有记载。

清王朝的目的虽然是在表示这些众多民族同满洲人之间的历史渊源与民族区别，但也说明了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满洲人与汉人一样，都属于历史生成的产物，而不是突然间变成的。

很多满洲人甚至在满洲人共同体形成之前属于汉人。

对于女真诸多部族来讲，除了与中华文化的天然的联系之外，中华那辉煌而先进的文化的吸引，也是满洲人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中华先进文化的认同与追求，也就不会有从女真部族到满洲人共同体，再到清王朝建立的历史进步。

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吸收融合，满洲女真才逐渐转变为满洲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正是因为满洲文化越来越多地向中华文化主体文化——汉文化的靠拢，满洲人与汉人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才会让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其浓烈的危机感，其中以乾隆最为典型。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认同主体中华文化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一方面又非常惧怕失去赖以维系、凝聚其统治集团核心的满洲军政权力的矛盾心理。

乾隆刻意保持“国语骑射”的满洲风俗传统，恰恰说明了乾隆对满洲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华文化，满洲人逐渐融入到汉人的一种深深忧虑的应激反应。

以乾隆的雄才大略依然无法阻止满汉融合的历史大势，甚至可以说乾隆就是中华文化最大的宣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