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在努尔哈赤发展壮大中，采取惯用的手法来进行压制，“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明朝政府不断地挑拨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

当建州女真强大起来时，明廷就支持叶赫去进攻建州。明朝政府还对建州女真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停止建州朝贡，第二年又关闭了马市，使得建州在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仅人参就腐烂了十余万斤。万历四十三年明廷向建州强索“柴河、抚安、三岔三处所种之田”,这是建州女真“世世祖居耕种之地，今令弃之”,不许收获已种的庄稼。但是，明朝政府所实施的这些政策，并没能抑制女真族的统一和壮大，相反，激起了女真族广大人民的愤恨，努尔哈赤恰好利用这种情绪掀起反明战争。

随着势力的日渐强大，努尔哈赤欲望也越来越大。他早就雄心勃勃，要向辽河地区进军，一直打到山海关。但他非常注意选择时机，时机不成熟，则绝不肯轻举妄动。在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贝勒大臣们提出要进攻明朝，当时努尔哈赤认为没有粮库，军需物资还没有准备好，他要贝勒大臣们“不要急躁”,“要争取时间，我们先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然后攻明。明廷有识之士，对建州女真的隐患早已有所察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大学士叶向高在他的奏疏中就已明确指出：

窃念今日边疆之事，惟以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而今日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昨李化龙告臣谓：“此酋一动，势必不支，辽左一镇，将拱手而授之虏，即使发兵救援，亦无所及。且该镇粮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给。非反戈内向，必相率投虏，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臣闻其言，寝不安席，食不下咽。

事势的发展，正如叶向高、李化龙所预料的那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对诸王大臣说：“我计已决，今岁必征明矣。”三月初一，努尔哈赤“传谕将士治甲冑，修军器，豫畜牧”。四月十二日颁对敌用兵之书于统兵贝勒：

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歃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兵力，则胜何益？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

上述智巧谋略、诱敌之计，以及野战中我众敌寡和敌众我寡等不同情况的战术，城郭攻坚战的战术等，都是努尔哈赤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出兵之前，他颁给各统兵贝勒，目的是要大家在征明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战术，去夺取胜利。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兵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眀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网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管，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七大恨”强烈地表现了建州女真反民族压迫的愤懑情绪，所以努尔哈赤以此作为讨明的檄文。从努尔哈赤统治集团来说，是借以鼓动女真人的民族仇恨，掀起反明战争，来实现他们女真贵族掠夺明朝财富和土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