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中庸的艺术（一）

◎梁 涛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副院长

孟子研究院秘书长

《中庸》的成书、思想与作者

西方人有一种说法，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于《中庸》也是如此，虽然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庸》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听前面四位教授的解读，但是我想在有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会不完全一样，这个也很正常。《中庸》是《四书》中的一篇，但也是最有难度、比较难以理解的一篇，所以说我在讲《四书》时候，一般是把《中庸》放在最后。一般先从《大学》讲起，然后讲《论语》，讲《孟子》，最后才讲《中庸》。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庸》不重要，相反《中庸》非常重要，《中庸》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我可以这样说，你读懂了《中庸》，才有可能理解了儒家文化，甚至是中国文化。如果说没有读懂《中庸》，那么对儒家文化，你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中庸》这么重要，但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对于《中庸》，我下过一点工夫，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在这篇文章中谈了我的一些看法。

《中庸》虽然是一篇，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诚，或者是诚明；一个是中庸。请大家记住这点。所以不要以为《中庸》的篇名是中庸，它的内容就只是谈中庸，不是如此。它实际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诚，或者是诚明，一个是中庸。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我当时有一个猜测，《中庸》以前本来可能是两篇，后来被人们合在了一起，成了目前的一篇。十几年前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想法特别强烈。因为我阅读《中庸》的时候，总是产生这种联想。《中庸》的第一章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所谓的《中庸》的“三句教”，是《中庸》最核心的内容。但是第二章是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读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感觉？这两章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天所命的性与中庸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对《中庸》文本熟悉的话，就可以注意到，作者在第一章提出“天命之谓性”三句教之后，并没有立刻对其进行解读。相反，到了第二十章，才对这三句话反复进行解读。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读完第一章之后，可以越过第二章，接着读第二十章以下，这样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比如何谓“天命之谓性”？并不清楚，作者在第一章中也没有解释。但在第二十章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样我们才明白，原来在作者眼里，天有道德属性，是真诚无私的。天抚育万物，养育万物，当然是真诚的。天既然是真诚的，它赋予我们的性自然也是真诚的，“天命之谓性”要这样来理解。既然天赋予我们的性是真诚的，那么“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要效法天道那样，把内在的诚表现出来，这就是“率性之谓教”。那么“修道之谓教”呢？第二章说了，“自明诚谓之教”，我通过明觉事物也就是认识事物来发明内在的诚，这就是教。所以到了第二十章以下，作者反复在解说第一章的内容。这是我当年读《中庸》时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中庸》的内容是不连贯的，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

到了1998年，郭店竹简公布了，里面包含了部分子思的遗籍，子思的很多作品历史上遗失了，但是在郭店竹简又被重新发现。我注意到子思的作品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记言体，就是子曰的形式，与《论语》差不多。还有一种是议论体，是首尾连贯的一篇议论文，类似于《荀子》的文体。我们来看《中庸》，就会发现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第二十章以下，属于议论体。从第二章开始，“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直到二十章，都是“子曰”的形式。这样我就有了一点信心，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提出《中庸》可能原来是独立的两篇，后被人合成了一篇。当然，文体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所以我反复强调，要把讨论“中庸”与“诚明”的内容分开，这样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我写那篇文章时，一开始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感觉是否准确呢？是不是联想过度了呢？

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历史上竟然有学者提出与我类似的看法。比如宋代学者王柏，就在一篇文章里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意思是说，我在读《中庸》的时候，感到文脉时断时续，思路也不连贯。于是心里有所怀疑，但又不敢提出来。后来王柏看到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二篇，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根据。我们知道，《艺文志》是东汉编的一部书籍目录，其来源是刘向、刘歆父子编订的《别录》《七略》。既然《艺文志》记载有《中庸说》二篇，那么《中庸》原来可能就是两篇，后来被人合在了一起。不过《中庸说》两篇，能否证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本来也是两篇，还是有些疑问的。因为《中庸说》可能是对《中庸》的一个解读，是解释性的文字，解释的文字有两篇，并不能就此推论《中庸》本来也是两篇。但是王柏的说法来自他的感受，比如他认为《中庸》语脉时有断续，思路也不连贯，所以他的看法还是受到后人的关注。比如说冯友兰，日本著名汉学家武内义雄，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还有今天的一些年轻学者，比如我的朋友郭沂，都持与王柏类似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上面提到的文章，针对《中庸》的成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我利用了郭店竹简新的材料，所以较之前人是一个推进。我写这篇文章可能是在2000年，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为什么有改变？因为2008年我出版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讨论《中庸》的那篇文章作为一章也收入其中，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看到我的书后很快与我联系。他说我整体上是同意你的观点的，但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中庸》的：你既然说《中庸》本来是两篇，那么为什么被人合成为一篇？合成一篇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根据？即便原来是两篇，一旦被合成一篇，文本的意义就发生改变了，读者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解读，历史上人们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你是需要做出说明的。我觉得成中英教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2000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是从“分”的眼光去读《中庸》，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庸》材料的来源，至于两篇文章为什么被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我思考的不够。所以我还欠一篇文章，需要从“合”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庸》，既然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了，就要对这个完整的文本做出解读。这样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中庸》同样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理解《中庸》的一把钥匙。

下面谈《中庸》的主题。《中庸》文字较长，它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文中的三句话来概括：“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用一句话，我认为是最后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理解了这句话，也就理解了《中庸》。那么什么是“极高明道中庸”呢？高明在《中庸》文本中，应该指的是诚明，指我们精神所达到的一种高超的境界。按《中庸》的说法，天赋予了我们的性，天是真诚的，它生生不息，抚育万物，养育万物。那么我们人也应该效法天道，把我们的诚明之性扩展出去，使其得到充分的实现。这样我们在尽己之性的同时也在尽人之性，在尽人之性的同时，也在尽物之性。最后，参赞万物之化育，与天地参。为什么尽己之性也同时尽人之性呢？例如，我是一个老师，我在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同时，也帮助我的学生实现他们的性，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学生。我是一个父亲，我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同时，也使我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是一个领导，我在成为一个好领导的同时，是不是也使我的下属、员工实现他们的价值，成就他们的人生呢？在儒家这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在成就他人。更重要的，我们在相互成就的同时，也在成就外部世界，成就外物。例如我们邹城有一座护驾山，是块风水宝地，风景十分优美。这是老天的赏赐，来自大自然的伟力。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漂亮的孟子研究院将会拔地而起，整个护驾山也会重新绿化。到那时我们再来护驾山，情况会完全不一样了，护驾山不仅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基地，还会为邹城增加了一个旅游景点，吸引游客驻足参观，流连忘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力参与进去了。我们在赞天地之化育，万物本来是在生长变化的，但是我们人力参与进去，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天地参，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人是很伟大的，是可以和天地并列的。“极高明”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经过不断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所达到的“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个境界高明不高明？当然高明！是极高明的境界。但是《中庸》的作者强调，虽然极高明，但也不能离开中庸，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道”是动词，行的意思，“道中庸”就是实践中庸。

那么，什么是中庸呢？前面几位教授可能已做了解读，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与我是否一样？从儒学史上看，学者对于中庸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包括在一些大学者。我的理解，中庸就是中和庸。中是中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是常道，庸有常的意思，既指平常，又指恒常。所以中庸是指既符合中道又符合常道，是指要在平常之中去求中，得中则可以恒常、长久。我再强调一下，中庸是在平常中去求中，一旦得中则可以长久。所以中庸就是中道和常道。我举个例子，两个年轻人相爱、热恋了，结婚组成了家庭，彼此是不是需要寻找中呢？两个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突然生活在一起，当然需要彼此磨合，寻找那个中。如果中找到了，日子就过下去了，如果找不到的话，恐怕要出问题的，甚至会闹离婚的。今天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就是大家不读《中庸》，不懂得去找这个中了嘛！但是中要在哪里去找呢？当然是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在平常的生活中去找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两口子是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联合国的重大决议闹离婚的，都是为了日常琐事，生活习惯，我爱吃咸，你爱吃甜，就是这些事。所以中庸就是中道和常道，是在平常生活中去寻找中，做到恰如其分。如果找到了中，就可以长久；得不到中的话，不仅不能长久，还可能会出问题。这就是中庸。

中庸非常重要，体现了儒家文化重视实践理性，重视人伦日用的一面，但是儒家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又要求人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不能仅仅停留于凡俗的人生，而是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要与“天地参”。所以年轻人谈恋爱，认识一个女朋友，只懂得柴米油盐，会过日子，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懂得诗与远方，不够浪漫，没有精神的共鸣和追求。但是只懂得诗和远方，非常浪漫，但不会过日子，不懂得柴米油盐也不行。理想状态是什么？是要极高明又要道中庸。既懂得诗与远方，又懂得柴米油盐，这就是《中庸》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既追求精神的超越，又不否定现实的人生，相反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般的宗教，像佛教、基督教，往往对现实人生是否定的，认为人生空幻，执着为苦，或认为人因原罪而失乐园，不得已来到尘世，只有跳出轮回或回到彼岸的世界才能得到解脱或救赎。儒家文化不是这样，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精神的超越，追求诗与远方，又不否定凡俗的人生，不否定人伦日用。美国有位学者芬格莱特，写过一本书叫《孔子：即凡而圣》，字数不多，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很有影响。我觉得他把孔子思想的核心，或者说儒家文化的核心抓住了。芬格莱特认为，孔子是从凡俗之中去追求神圣，其神圣又不离开凡俗的人生，所以说是即凡而圣。这与我们对《中庸》的理解也是一致的。

为了说明《中庸》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引几位前辈学者的观点。首先引徐复观先生的看法：“‘庸’指‘平常的行为’而言，所谓‘平常的行为’，是指随时随地，为每一个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表明了孔子乃是在人人可以实践、应当实践的行为生活中，来显示人之所为人的‘人道’，这是孔子之教与一切宗教乃至形而上学断然分途的大关键。”所以君子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愚夫愚妇可知也”，最蠢笨的男女也是可以懂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生活的常道。但是“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即使圣人也难以做到。的确，谁敢说自己的行为都恰到好处，无过不及呢？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不是也在感叹：“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认为自己处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关系，都没有做到完美。这不是孔子的自谦，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过程，只有到了七十岁时，夫子才坦陈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好学不厌”的夫子尚且如此，况且是一般的凡夫俗众呢？表面上看每个人都在生活，但对人生的体味却是不同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每个人都要吃饭，但不一定懂得美食的滋味。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但不一定懂得生活的意义。差别就在于，你善不善于反思、总结，懂不懂去发现、寻找中，能否做到中庸？所以在孔子那里，中庸是很高的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是今天，中庸被负面化了，我们丢失中庸的智慧很久了，“民鲜久矣”。今天大家把中庸当作没有原则、和稀泥、墙头草、随风倒的概念。如果我说某人中庸，他会不高兴，说你才中庸呢。为什么？因为大家把中庸当作负面的概念。可是孔子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徐复观先生把中庸之道称为孔子之教，认为是儒学与一切宗教乃至形而上学断然分途的大关键。最近韩剧非常流行，很多女同志都喜欢看。韩剧为什么有那么大吸引力呢？里面有轰轰烈烈的事件吗？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吗？好像没有。讲的就是家庭的琐事，婆媳、妯娌、夫妇、同事之间的矛盾，人物的冲突，喜怒哀乐，就是这些内容。可是大家看起来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人伦日用，是中庸，是传统文化嘛。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丢了，不懂得中庸了，倒是韩国人将其部分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礼失求诸野”。

再引李泽厚先生的看法，中庸“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此‘人道’，亦‘天道’。虽平常，却乃‘道’之所在”。中庸之道是凡俗、平常的，但又极高明，与天道是相通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不仅是凡俗的，同时也是超越的，是神圣的，是儒家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所以当年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是有其考虑的，就在于《中庸》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做了高度的概括，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下面我来谈一下《中庸》的作者问题。我认为《中庸》应该就是子思所作，因为汉代的司马迁还有其他学者，都说子思作《中庸》。既然司马迁这样讲，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后来学者提出怀疑，认为《中庸》未必是子思所作。到了近代，一些学者把《中庸》的成书拉得很晚，认为其成书要了到秦汉之际。大家去看民国以来的哲学史著作，大都是将《中庸》放在秦汉之际来处理的。学者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二十八章有一段话：“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这更像是秦统一后的语言，所以《中庸》成书只能是秦统一之后了。但是如果如我所主张的，将《中庸》看作是两个部分构成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话恰恰是在第二十章以后，而二十章以后都是议论体，只有这一章例外，是子曰体，这就显得非常特殊了，所以我认为这一章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中插入的。因为古代的书和今天的书不是一个概念，印刷术出现之前的书与之后的书有很大不同。今天出一本书，印个五千、一万册，所有的书都是一个样子，同一个版本。古代的书则不同，印刷术出现以前，往往是有人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弟子将某人的思想记录下来，一开始只有一本书，只有一个版本，别人看到后觉得不错，于是借来抄一本，这样一抄十、十抄百，慢慢流传开来了。所以古代的书更像“文革”时的手抄本，而且是抄在竹简上、帛书上，流传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在传抄过程中，文本的内容很容易发生变化，把一些原本没有的内容增加进去，把一些不符合当时人们观念的内容删掉了。这不是主观的猜测，而是有客观证据。近些年地下发现了大量的古书，有些是有传世本的，二者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一些文字甚至句子是有变化的。既有增加，也有删除，甚至是抄漏、抄错了，都是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没有更多的证据的情况下，《中庸》还应看作是子思所作，反映了子思的思想。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又是孟子老师的老师，他构成了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以上是我对《中庸》成书、思想主旨和作者的一个大致看法。

◎本文原载于《中庸解读》（中庸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