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秦桧是贤相，因为他主持和金国议和，使金国放弃对宋攻战的军事行动，使南宋得以苟延残喘，所以为南宋续命150年。他们的依据是金国有压倒性军事实力吊打南宋，就好像金国永葆青春，只盛不衰，灭南宋如探囊取物一样轻松。事实真的如此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综合各种史料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秦桧出卖了南宋的战略利益，他不仅不是什么所谓的“贤相”，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否则金国就不会死乞白赖的要求南宋终身不得换掉秦桧的相位了！

而这个以史料为依据的结论与岳黑秦粉毫无依据的意淫比起来则十分靠谱。

这个结论就是绍兴十年时，出现了阶段性的金国势颓，南宋军事力量崛起的有利局面！秦桧主持的议和挽救了金国！

一、根据史料综合分析，相较于金国崛起之初的金太祖和金太宗时期，金熙宗时期金军的战力已经大不如以前，呈现出式微的景象。

《金史》卷77《宗弼传》也承认：在天眷三年前后，“金之国势亦曰殆哉”。《金史 宗弼传》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淫妇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

《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札子》记载；“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王庶第二札子》）

同时，金国贵族上层的内斗加速了金国军事实力衰弱的步伐，从1135年前后到1139年，金国上层就没消停过，许多金国的良将重臣在此过程中被清洗，而这种穷折腾，对金国军事力量的损害非常大。

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皇族诸名将皆亡故殆尽，仅靠金兀术独自维持。 《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写道：“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而硕果仅存的金国开国名将金兀术此阶段战绩如何呢？

说来有人可能不信，然而史料昭昭！此时的金兀术也很无奈，他有心争战，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心无力是因为时过境迁，金军已经快变成后来清朝八旗子弟的样子了。 比如生活渐尚豪奢，军队吃苦耐劳程度下降，所谓“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三朝北盟会编》卷176 )

《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在《绍兴和议》签字前，金兀术嚣张南下的淮西战役上，虽说金兀术气焰十足，不停朝着南宋喊话，扬言不议和就接着打。但金军当时的实际处境呢？金朝人李大谅的《征蒙记》里就写的清楚，金兀术亲口承认，当时金军虽然小胜了杨沂中，但其实精锐尽失，补给更是断绝，已经到了“辎重俱尽”的地步，甚至“若宋军渡江，不击自溃”，简直是崩溃临界点。

难怪在绍兴十一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就连高宗那么懦弱的人在此时都一反常态的自豪的说了上面这一大段话，可见金宋军事形势逆转是有目共睹的！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金兀术在对宋战争中多数时间还是败多胜少的。

例如，1129年他在明州城下和太湖之畔，分别败于张浚和陈思恭之手，还差点被陈思恭俘获；同年镇江之战，他又惨败于韩世忠旗下，尤其是韩世忠率军将兀术围困在黄天荡达四十八天之久， 几乎使他不能北返(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这一切都大大地打击了兀术的嚣张气焰，严重地削弱了金军士气。

特别是1130年以后，兀术在对宋战争中屡屡败北。首先是1130年南宋名将张浚、刘琦、吴玠等五路兵马又与兀术战于富平．兀术一开始就陷入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虽然通过奋勇拼杀，他最终取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是金军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可谓名胜实败；同年他又在静安败于岳飞之手。再就是1131年和尚原之战，金军被宋将吴玠打得落花流水，连作为主帅的兀术也“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449页)，以至于他狼狈不堪地“亟剃其须髯遁归”，才免于被擒(《宋史·张浚传》301页)。同年，金军在仙人关再次被吴玠打败，兀术“几为吴玠所杀，赖韩常援而出之，常被南军射损左目”(《大金国志校证》卷8《太宗文烈皇帝六》，127页)。之后，完颜兀术在与宋军交锋中也是败多胜少，特别是1140年的顺昌之战，兀术在与刘锜的交战中败得更惨，几乎全军覆没。伐宋的惨重代价和严重挫折，使兀术开始认识到灭宋的困难和不切实际。面对低落的士气和一败再败的局面，他也产生了畏难情绪。

史料记载，在岳飞北伐的战斗中，郾城之战金军铁浮屠部队被岳家军重创！吃了大亏的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据《大金国志》卷6《太宗文烈皇帝四》记载，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当挞攋再次约他南伐时，“兀术皇恐，推避不肯从之”。接着宗翰又提出伐宋的建议，此时兀术却说：“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金史·刘豫传》，1761页)。

绍兴和议的签订让金人松了一口气，否则金军都惨到这个地步了，金兀术怎么还能硬撑着喊话呢？待到南宋把议和答书送来时，强撑了好久的金兀术，也终于大松一口气，当场一句泪奔实话：“若能决，无一人一骑得回也”——南宋如果敢接着打，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甚至得意洋洋的金兀术，还自己夸了自己一句：“吾私心用智，但一檄书下，遂取捷”——你看，明明咱们金军都要山穷水尽了，我故意耍心眼装强硬，南宋就上当了。

就连多年后，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也发出一声哀叹：可见金人势穷力竭之实。言下之意是，这《绍兴和议》，真是让金人捡了大便宜啊。

金兀术为什么会主动表达议和的意愿呢？皇统四年(绍兴十四年)，宗弼（兀术）曾对手下高级将领谈起当时的处境:谓南北行府三帅曰:[……左有长淮，右临河渠，粮道遥远……闻诸军不避寒酷，踏泥打冻，决池涸港，掘藕拾菱，寻鱼摸蚌。又宰杀骡驴，相兼为食。诸军饥苦之声不忍闻……吾视诸军，饥心嗷嗷，忘失昼夜。龙虎阿勒巴言:“若南宋受檄，犹得半军回;若宋军渡江，不击自溃”……]

史料记载，金 兀术临终时，在“临终遗行府四帅书”中说：“让我非常担心的是，南宋近年来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势和锐利，已经有信心和我们决战，听说韩、张、岳、杨之间因为不和气而不能协同做战，这真是我大金朝的幸运。我因病危在旦夕，虽然还有争战的心情，可是现在命快要没了，因此把遗言告诉尔等:“我死后，南宋要是撕毁和议盟约，招集贤能之士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国，乘势憾动中原人的爱国热情，收复故土则易如反掌，不难做到。”从中不难看出，金兀术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认清了对手的实力 ，认识到“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 。

有史料记载在金国贵族中流传着“飞不死，大金灭矣！”这样的话。(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二、当时的南宋已经今非昔比，不仅涌现出以岳家军为代表的抗金劲旅，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南宋的国力已经大幅度增强，足以支持战争的需求。

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税收大头是从折帛钱和各种商业杂税来的，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 总之要支持全线北伐并不成问题， 这里指的是绍兴和议之前的财政状况，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做为“奶牛”饵金国这个“犬羊”而进贡岁币和秦桧乱权所导致的财政恶化又另当别论了。

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 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和吴玠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 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也得到显著改善。史载：(营田) “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三、在宋金国家实力发生阶段性反转之时，岳飞提出的恢复中原战略规划更趋合理。

《宋史·岳飞传》记载：“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从岳飞向高宗的献策中，可见岳飞对收复中原，除灭金国的战略规划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南宋建立后，经过战争的磨砺，在抗金斗争中成长的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具备了和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一较下的能力。随着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的抗金战争所成长起来的新兴军事力量的崛起，宋金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军队的战争潜力彼消此长。

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在南方金国接连败给南宋，在北方金国面临蒙古的威胁，在西边金国遭到西夏的攻击，在东北金国遭到高丽国的抵抗。穷兵黩武的金国当时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洪皓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还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可以说，北伐的条件无论从时机上还是战略上皆以趋于成熟，万事倶备只欠东风。结果是在秦桧的蛊惑下，大好的形势没有被高宗所利用，建炎以来南宋前四任贤相和以岳飞为代表的良将通过艰苦努力励精图志所获得的战略优势被秦桧一党轻松的葬送掉！

绍兴和议后，秦桧为了媚奉金国主子，为其金国主子搜刮“岁币”，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以饵犬羊，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胡铨传》） “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和向金国进贡“岁币”而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秦桧大肆横征暴敛，秦桧“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5)。 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这个“萧然”景象，便是有些人所宣称的和议之后带来的“繁荣”！在秦桧的破坏下，南宋的国力渐颓， 有史料记载:“计孝宗之时，算其犒军之费，止得十有三番，故难恢复。”就是说军费的百分之三十都被秦桧用来孝敬他的金国主子了，导致国力衰败。

经过二十年的文恬武嬉偏安淫乐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大为削弱，以至于1162年完颜亮南侵时，南宋派李宝率水军出海北上，还要靠收缴高宗宠信的御医王继先的财产和船只来凑军费。

绍兴和议时，随着主要政敌或死或贬，朝中已难有人能对抗秦桧；在收三大将兵权后，秦桧为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将韩世忠旧部的精锐背嵬军调往临安“以防兵变”、排挤甚至毒害原岳飞部将如牛皋、分拆并裁撤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以外的正规军，并逐步将尚存的宿将如刘锜、王德、李显忠等闲废，转而“任将帅，必选驽才”，这些驽才“皆贪污，士气不振”、“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卷一五四注引《林泉野记》、卷一八九）。

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孝宗时大臣李椿在战后感叹：“昔年岳飞一军，纪律最严，隐然如长城，今乃无异于诸路厢、禁军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六）。岳家军尚且被秦桧败坏得战力如此低下，其他诸军的战力如何可想而知。

由于任用奸佞秦桧，把一个国力渐隆的 时代转变成日见式微的破败朝代也是对于南宋后世皇帝的一个警醒吧。

岳飞死后，金国二十年未攻宋，原因根本不是因为秦桧议和的功劳，而是金国经过连年征战穷兵黩武，内外交困已经到了力不可支的地步，金国就坡下驴的主动提出第二次宋金议和，这已经说明，宋金二十年虚假的和平局面绝非是秦桧创造的，他只是策应了他的金国主子的战略需要而已。如果没有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力量对金国的打击，金国绝对不会心慈面软放过南宋，在南宋刚建立时，金国搜山检海捉赵构的事例已经证明，金国不会放过一丁点灭宋的机会。

如果说岳飞和金兀术做为宋金两国的战略对手和杰出的战略家，在搏弈中各自都对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那么秦桧做为金国的内应则引导高宗这个昏君把局面导向了与金国有利的态势，使高宗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金国的对宋“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战略是极其成功的！ 秦桧可谓是一个称职的卧底， 但是从汉民族利益上说，秦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在秦桧的配合下，金国得到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得以重新开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休养生息，最终恢复了国力，终于在绍兴三十一年大举攻宋，如果不是当时金国统治阶级产生内讧，被秦桧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南宋政权在缺兵少将，财力难以支撑的南宋政权必定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