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好像是一个垃圾筐，一个标签，在政治活动中，凡是令人感到厌烦又无法定义的现象或政客时常被归为民粹主义（比如特朗普）。而在这本《什么是民粹主义？》中，作者扬-维尔纳·米勒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对民粹主义而言，整个社会中只有某一部分支持他们的人才是人民，剩下的意见统统不重要，他们永远试图用高音量盖过其他声音。

放眼世界，今天仿佛是一个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但愿我们不要成为民粹主义定义的人民。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什么是民粹主义？

原作名：What is Populism?

作者 | [德]扬-维尔纳·米勒

译者 | 钱静远

出版社 |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 2020-5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见证了玛丽娜勒庞等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他们宣扬自己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借助“平民政治”和“沉默的大多数”等口号，对精英包揽的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是，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真的是对民主的纠错和补充吗？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民粹主义定义的人民，从来都不曾存在

文 | [德]扬-维尔纳·米勒

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将民粹主义视为“进步”或“草根”的观念，几乎是一种美洲（北美、中美和南美）现象。而在欧洲，我们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受制于历史因素的对民粹主义的成见。欧洲民粹主义在自由派评论家口中基本上是与不负责任的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政治煽动联系在一起的（“煽动大众”和“民粹主义”常常互换使用）。民粹主义很简单，但民主政治很复杂。更特别的是，“民粹主义”与政府债务的累积存在长期的联系，这种联系占据了近来对希腊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和西班牙“我们能”等政党的讨论，两党皆被许多欧洲评论家归类于“左翼民粹主义”的例证。

民粹主义也常被认为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尤其是与小资产阶级相关。直至农民和农场主从欧美的政治想象中消失之前（我认为约在1979年前后），民粹主义也与那些从事土地耕作的人们相连。这从社会学上说似乎是一个可靠的理论（诚然，阶级是建构出来的，但阶级也可以基于经验被相对精确地划分）。这种解释方式通常伴随着源于社会心理学的一套附带标准：那些公开拥护民粹主义主张的人，特别是那些将选票投给民粹政党的人，被认为受到了“恐惧”（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恐惧），或是“愤怒”、“沮丧”与“憎恨”的情绪驱使。

最后，在欧美两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存在着一种趋势，即声称阐释民粹主义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考察过去某时曾自称为“民粹主义”的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共同点。然后，他们便可从相关历史参与者的自我描述中解读出所讨论的“主义”的相关特征。

在我看来，这种种观点，或是这些看似明确的经验性判定标准，都无助于我们形成对民粹主义的概念。鉴于这些观点传播范围之广，也鉴于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诸如“中低阶层”、“憎恨”等看似经验性的、中立的判断的频率之高，我愿更详细地阐明我的反对意见。

首先，当我们检验政策的质量时，很难否认某些打着“人民”的旗号以强化自身正当性的政策的确可能是很不负责任的：决定这些政策的人并不足够深思熟虑；他们未能收集所有相关佐证；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倘若他们知道这些政策的长远后果，他们便不会实施这些仅在短期内对他们选情有益的政策。一个人就算不是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也能判断出某些政策完全缺乏理智。

然而，我们用这种方法仍然不能为民粹主义的构成要素确立一个标准。因为在公共生活的大多数领域，负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清晰、无可争议的界限。司空见惯的是，对不负责任的指控本身也是高度充满偏见的（而且，那些被斥为不负责任的政策，几乎都惠及那些处境最差的人们）。将民粹主义和负责任的政策对立起来，只会掩盖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也会是一种把对特定政策的批评加以污名化的十分便捷的方式。

将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视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并加以关注也不无误导性。许多研究也发现，这种论断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也十分可疑。不太显而易见的是，此种观点常常来源于现代化理论中一系列已被证伪的设想。正如德国社会科学家卡琳·普里斯特所指出的，经济上成功的公民经常采取一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通过切实地追问“既然我成功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来合理化他们对右翼政党的支持（试想那些声称“需要再分配的是我的职业道德”的茶党标语）。

许多调查显示，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他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通常完全没有相关性。因为支持后者正是基于一个人对本国状况的全面得多的评价。将一个人对国家衰落或面临危险的认知（“精英正在掠夺我们自己的国家！”）简化为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状态”是具有误导性的。许多民粹政党的支持者实际上对他们自己关于政治状况的思考（甚至他们自己的研究）感到自豪，并否认他们的立场仅是出于一己之私，或受到情感操纵。

我们在使用诸如“沮丧”、“愤怒”尤其是“怨恨”等诱导性的名词解释民粹主义时确实应非常谨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愤怒”和“沮丧”虽并不能清楚表达意思，但它们也并不仅是与思想完全脱离的“单纯的情感”。愤怒和沮丧的背后总有原因，大部分人都能以种种形式阐明这些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因都是合理的，应该被原原本本地接受。那种被辜负的感受和“有人夺去了我们的国家”的情结当然并非是天生合理的。但把讨论完全转移到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把愤怒、沮丧的民众视同政治诊所里的潜在病人来对待）则忽略了诉诸理性这一民主的基本义务。这些看似受到启蒙的自由派似乎再现了他们19世纪著名先辈的排他性姿态，即对扩大选举权忧心忡忡，因为大众太过于情绪化，以至于他们无法负责任地行使选举权。

当前就算有人要断言，无论如何都不应阻止精英批评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把一类政治理念的具体内容与支持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心理状态混同起来，依然是十分不合常理的。这就好比说，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将其选民重新描述为嫉妒富人的工人。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背景对于我们思考这种现象当然很重要。但是，把民粹主义这一整体现象解读为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者”的缺乏条理的政治表达，不仅十分自以为是，同时也并不成为一种解释。

对许多观察者而言，19世纪末某种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思潮同时在俄国和美国出现，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两场运动都与农场主和农民相关这一事实造成了一种观念（至少直到1970年代都盛行），这种观念认为民粹主义与小农思想密切相关，或者说民粹主义必然是那些反动的、经济滞后的群体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反叛。

尽管这种关联现在已经基本消失，“民粹主义”在美国的特定起源仍然提醒着许多观察者，民粹主义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大众”，意味着需要照顾处境最差的人，或把遭排斥的人们引入政治之中——对拉丁美洲稍作观察便可印证这样的现象，在这片全球经济最不平等的大陆上，民粹主义的倡导者都强调民粹主义的包容与解放的特征。

民粹主义的逻辑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批评精英是符合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否则，任何国家中任何批评当权者与现行体制的人都会被界定为民粹主义者。除了反精英之外，民粹主义通常也反对多元主义：民粹主义者主张，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在他们未当权时，他们会说其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不过是道德低下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在他们主政时，他们绝不会承认有任何的合法反对派。这一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主张同时也暗示，任何不真正支持民粹政党的人首先就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的一部分。用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的话说，首先需要把所谓真正的人民从实际公民全体中“抽离”出来。这种理想化的人民被假定为道德上无瑕、意志永远正确。

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民粹主义者执迷于政治学家南希·罗森布拉姆所说的“整体主义”，即认为政治共同体不应再分裂，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全体人民有可能拥有一位真正的代表。所以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种道德化形式的反多元主义。不致力于这一主张的政治人物就不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需要一套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论据，和一种排他性的代表权主张，这两者都应理解为道德层面上的而非经验层面上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人借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言论，民粹主义就不会存在。试想乔治·华莱士在亚拉巴马州州长就任典礼上臭名昭著的表态：“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最伟大人民的名义，我已经退无可退，在暴政面前做好了决斗的姿态……我宣布……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这种修辞方式显示出华莱士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尤其在于他“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最伟大人民的名义”发言的这种排他性的论调。究竟是什么给了亚拉巴马州州长这种权利，让他以全体美国人的名义发言呢？更进一步说，是什么让他有资格宣称“真正的美国”就是他所谓的“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南方州”呢？显然，美国所有好的、货真价实的事物都是南方的，这一点当他大声宣称“你们，新英格兰磐石般坚强的爱国主义的儿女们……你们，伟大的中西部顽强的居民们……你们，西部开拓者们熊熊燃烧的自由精神的后代们……我们邀请你们与我们站在一起，因为你们拥有着南方的思想、南方的精神、南方的哲学。你们也是南方人，是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兄弟”时，似乎能看得出来。临近演讲结尾，华莱士宣称几乎所有建国之父都是南方人。

这就是民粹主义最核心的主张：只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试想奈杰尔·法拉奇庆祝英国脱欧投票获胜时，声称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胜利”（从而将48%的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的选民当作某种程度上不够真正的人民，或者更直接地说，质疑这些人作为政治共同体中正当成员的地位）。或者再如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句评论，鉴于这位纽约亿万富翁发表恶劣的、极具冒犯性言论的频繁程度，这句评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5月1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宣称“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毫无意义”。

说所有迎合“人民”的人都符合民粹主义的定义是完全不充分的。一个政治人物或一场政治运动要符合民粹主义，必须要主张民众的一部分才算人民，唯独民粹主义者自己才能合理地识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放在源自古罗马的话语中，为平民（“普通的民众”）的利益而奋斗并不是民粹主义，但声称唯有平民（与贵族相对立，更不用说奴隶）才算是罗马人民（而且仅仅某一特定类别的人民才能恰当地代表真正的人民）才是民粹主义。同理，在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为平民阶层反对贵族阶层而斗争本身并不自动构成民粹主义，但说贵族阶层不属于佛罗伦萨，毫不考虑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便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者从是否工作和是否腐败两个角度来理解政治道德。这让许多观察家将民粹主义和一种被称为“生产主义”的独特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者将纯洁的、无辜的、勤劳工作的人们，与一群实际并不工作（除了攫取自身利益之外）的精英对立起来，而在右翼民粹主义中，又把他们和社会的最底层对立起来（那些没有实际工作，像寄生虫一样靠别人劳作而活的人们）。在美国历史上，试想安德鲁·杰克逊的拥趸是如何既反对上层“权贵”，又反对居于他们之下的印第安人和奴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常常宣称他们认清了那些并非真正属于人民的精英阶层与异于人民的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在20世纪的美国，这两个群体通常一方是自由派精英，另一方是少数族裔。围绕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展开的争议，让这样的逻辑显得清晰和明显到了几乎荒唐的地步。同一时刻，这位总统在右翼人士的眼中得以同时体现出“东西海岸的精英”和非裔美国人这一他者身份，而这两者都并非属于正统的美国。这也有助于解释那些“出生怀疑论者”在证明奥巴马不仅从象征意义上是不正当的当权者，而且明白无误就是一位非法总统（一个利用欺诈篡夺了这个国家最高公职的“非美国”的人物）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偏执。

民粹主义者所倡导的政治的道德化观念，清楚地依据一些准则以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纯洁与堕落，以及特朗普口中的重要的人和“毫无意义的人”。但这种区分并非必然基于拥有工作与否。如果“工作”最终不能明确划分两者，种族的标签便可以随时贴上以补救。（当然，种族主义思想常常把种族和是否懒惰等同起来，却不用明确点明这种等同：没人会把“福利女王”们想象成白人。）然而，认为民粹主义一定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族群沙文主义是错误的。民粹主义者区分道德与不道德有种种方式。必须始终存在的是某种区分道德纯洁的人民及其对立面的标准。将人民视为高尚的假定，同时也把民粹主义者和其他反多元主义的政治人物区分开来。例如，列宁主义者和极度不宽容的宗教势力，并不会把人民看作道德纯洁且意志永远正确。并非所有拒斥多元主义的人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究竟宣称自己代表什么？

与传统观念相反，民粹主义者并不必然反对代议制的理念。相反，他们会积极支持某种特定形式的代议制。民粹主义可以接受代议制，只要真正的代表们为真正的人民代言、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据此做出正确的事。

除了要决定究竟谁属于人民，民粹主义者还要由此谈论一些关于真正的人民究竟想要什么的实质内容。他们实际的主张是，存在一种单一的、公共的利益，人民能够辨别、期待它，政客或政党（可能性较小的是一场政治运动）能够毫无保留地通过政策来贯彻这种利益。就这一方面而言，正如卡斯·穆迪和克里斯托巴尔·罗维拉·考特瓦瑟在他们关于民粹主义历史案例的重要论著中所指出的，民粹主义通常或多或少都有些“卢梭式”的论调，尽管民粹主义和卢梭的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我将在后文阐述。另外，民粹主义者强调一种单一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能用常识来清楚认识，能以单一的正确政策来进行落实，并众望所归，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民粹主义者常与过分简单化政策难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匈牙利右翼民粹政党党魁维克多·欧尔班在2010年和2014年选举前并未参加辩论（他赢得了全部两场选举）。他解释自己拒绝参与辩论的理由如下：

目前并不需要什么涉及政策细节的辩论，我们面前的备选方案是很明确的……我确定你们看过当一棵树倒在路面上，许多人在围观时所发生的情景。一部分人对如何移开这棵树有非凡的主意，他们和别人分享他们优秀的理论并提出建议。另一部分人仅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动身把这棵树从路上移走……我们需要认识到，重建经济并不需要理论，而需要三十个小伙子开始行动起来，去执行那些我们都知道需要做的事。

在这里，欧尔班把正确的政策等同于用常识就可以清楚认识的事。在他看来，需要做什么是一目了然的，那些有关价值的辩论和基于经验性证据的考量，都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些是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对民粹主义者而言，在他们竞选公职时不可能存在叫合理的竞争的事。因此才有了那些诸如“打倒一切！”“让他们全滚出去”之类的口号。同理，当他们当权时也不会有一种东西叫合理的反对派。然而，如果他们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民粹主义者现在为何并未执掌权力呢？当他们掌权时怎么会有人反对他们呢？这里就涉及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代议的理解中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他们的论调似乎在支持民主代表人民意愿的观念，但他们实际上依赖着对“真正的人民”的符号化的代表（正如“真正的美国人”的说法，乔治·华莱士最爱的词汇）。对他们而言，“人民全体”是现存民主程序以外的一个虚构的实体，是一个同质的、道德上统一的群体，其所谓的意愿足以与民主制度下的现实选举结果抗衡。“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理查德·尼克松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论调在民粹主义者中获得如此巨大的市场，并非偶然：假设大多数人不再沉默，早就有了一个能真正代表他们的政府。如果民粹主义政客在投票中失利，并非因为他们并不代表人民，而是大多数人民还没敢于发声。只要他们居于反对派的地位，民粹主义者总会声称有一群未被纳入体制的人民“存在着”，这些人从根本上反对那些通过实际选举获得权力的当政者，甚至就连民意调查在民粹主义者眼中都无法反映真正的人民意愿。

这种将“人民”超越于所有政治形式与建构之上的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由右翼法律理论家卡尔·施米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理论阐释。他的著作与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的著作一道（当他们宣称法西斯主义能比民主本身更加忠实地实现和贯彻民主的理想时）充当了从民主通往非民主的一座概念化桥梁。与之相反，诸如奥地利法学家（及民主理论家）汉斯·凯尔森等施米特的反对者则坚称，议会的意志并非人民的意志，而且明确的人民意志这种东西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我们唯一能够检验的是选举结果，而所有其他东西，用凯尔森的话说（尤其是“人民”这种能由此推演出超越党派利益的有机统一体），意味着一种“超政治的幻觉”。

在此，幻觉一词是合理的。因为全体人民从来不可能被认识或被代表。的确如此，因为人民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分钟都不是：有公民死亡，有新的公民出生。但是宣称自己能以这种方式理解人民，总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当罗伯斯庇尔说他就是人民（从某种程度上沿袭了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君王的逻辑）时，他为自己省了不少精力。很显然法国的革命者从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象征性方式来代表人民主权的原则：全体人民从来不展现这样的面貌，而那些特定的象征，如弗里吉亚无边便帽、戴王冠的少年、或是赫拉克勒斯，明显都无法服众。雅各—路易·大卫曾想在巴黎新桥上竖立一尊巨大的“人民”雕像，基座由碎裂的王室纪念碑制成，雕像的铜据称要从烧熔的“人民的敌人”的大炮中获取（这一计划被批准，但仅仅只造出了一个模具）。而革命中据称最重要的参与者（享有主权的人民）却成为“法国人的上帝”，意味着它完全无法被代表。（所能展示的仅仅是这些语句：在革命节日里，人们会在各处高举印有卢梭《社会契约论》选段的旗帜。）

既然谈到这里，我们现在也有必要阐明民粹主义者为人民所作的代言与卢梭的人民意志之间的区别。对于后者，人民意志的形成需要实际的公民参与；与之相反，民粹主义者则基于真正的人民意味着什么（例如“真正的美国人”）来猜测人民的意志。民主更多取决于“人民的内在精神”，而非“公众的民意”，在这种对民主的理解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实质”、“精神”，或更直白地说，“真正的身份认同”，而不是更多的人数。民粹主义者当初似乎代表人民意志的论调，最终却成为了代表某种象征性实体的主张。

但是，有人也许会反对，难道民粹主义者不经常要求更多全民公决吗？没错。但是需要清楚，全民公决对于民粹主义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们并不希望人民持久地参与政治。全民公决并不意在开展一场真正的公民间的无限期议政，以产生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公众判断，相反，全民公决的目的是采纳那些民粹主义者已判定为真正的民众利益的事物，这些事物属于身份认同的范畴，而非可通过经验证实的集体利益。没有公众参与的民粹主义是一个完全自洽的命题。实际上，如果认为反精英主义意味着权力总是越广泛分散越好，民粹主义者甚至并不是天生反精英主义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民粹主义不介意代议制，只要他们自己是代表，同理，他们也不介意精英，只要他们自己是领导人民的精英。因此，认为若指出特朗普之类的人物实际上是当下精英阶层（尽管不是狭义上的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就能给他们关键一击的想法是很天真的；这同样也适用于欧洲弃商从政的政客们，如瑞士的民粹主义者克里斯托夫·布洛赫。他们知道自己是精英的一部分，他们的支持者也知道，但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身为真正的精英，所做出的不会背叛人民信任，会切实忠诚地行使人民清晰提出的政治议程的承诺。

因此，当权的民粹主义者常常对于消极的民众采取一种“看护人”的态度。试想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统治：理想的情景是贝卢斯科尼的支持者舒服地待在家里看电视（最好是贝卢斯科尼旗下的频道），然后把国家大事留给贝卢斯科尼本人去处理，他会像运营一个大商业公司（有时被称为意大利公司）一样成功地管理好国家。并不存在去广场亲身参与政治的必要。

我们同时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者经常与人民订立“契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瑞士人民党是如此，贝卢斯科尼和海德尔也是如此。在美国，有人也许会记得纽特·金里奇的《与美国立约》政纲）。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会用一种声音说话，他们会进行某种强制委任来明确地指示政客在政府中应如何治理（与自由委任相对，在自由委任之下民意代表需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因此，并不存在辩论的真正必要，更不需要国会或其他的全国性议会里那些繁复的拉锯性协商。民粹主义者自始至终总是真正人民的忠实代言人，且已经制定好了这一契约的条款。然而，事实是这种强制委任根本并非切实来自人民，其中看似详细的人民的指示，是建立在民粹政客的解读之上的。政治科学家早就指出，一个完全明确的、单一的“人民意愿”是一种幻觉，而且无人能可靠地宣称（正如胡安·庇隆曾言）“政治领袖就是落实人民愿望的那个人”。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存在这样一种人民意愿，它实际上会弱化民主制度的问责机制。民粹主义者总会把责任推回人民：“我们原原本本地行使了你们的意愿，是你们授权我们这么做的。如果一旦出错了，就不是我们的错。”与强制委任相对，自由委任在选举期间（即问责的时机）来临之时，会让民意代表为自己如何运用政治判断力进行辩护。民粹主义者喜欢宣称自由委任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民主的，事实则恰巧相反，而且那些阐明了民意代表职责的民主制宪法，都选择了自由委任而非强制委任，这并非一个偶然。

原则性、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和对体制范畴外的“人民”概念的依赖，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民粹主义者在实际选举中失利的时候，常把“道德上正确的”选举结果与一场选举的实际结果对立起来。到了最后，还有唐纳德·特朗普在每次初选中的失利时都指控对手舞弊，并先发制人地宣称整个体制（包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本身）都是“受人操纵的”。简而言之，问题从来不会出在民粹主义者不能够完善地代表人民意愿上面，导致错误结果的总归是政治体制。所以，尽管体制看似十分民主，在幕后一定发生着某些事使腐败的精英不断地背叛人民。因此，阴谋论并不是民粹主义话语中新奇的附属之物，它们植根于且壮大于民粹主义的自身逻辑。

（以上内容节选自《什么是民粹主义？》，标题为小编所加，有删节，由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政治上，民粹主义更多指的是借助“平民” 的手腕与方法，政论家们经常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分立看待。19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始终没有一个单纯的定义，很少有政治家将自己描述为“民粹主义者”。在政治话语中，“民粹主义”经常用来形容他人的政治策略。

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19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潮流如何能一次次在大西洋两岸重演，2008年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关键性的角色，以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面对民粹主义的后果，国际政治体系刚刚开始一次漫长的适应和调整——对于希望了解这一变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掉队的拉美 :

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

[智利]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 郭金兴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6

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史是一部悲喜交加的戏剧。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18世纪初，其繁荣和富足不输于欧洲国家和美国，但此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迄今未有根本改观。该书在梳理拉美经济发展史的过程中，剖析该地区因何从繁荣走向衰落。作者认为，民粹主义政策盛行是拉美缓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强调收入分配，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实施严格管制。这种民粹主义政策的结果就是经济扭曲，效率低下，最终牺牲的不仅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有民众的收入和福利。作者警示，民粹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拉美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繁荣，唯有打破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切实推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

大众的反叛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 刘训练 / 佟德志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20-5

本书阐述了作为“大众”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的崛起，以及一个由“大众”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的来临。当前文明带来了越来越舒适安逸的环境，这是一个“随波逐流” “任其自然”的时代，大众人在其中过着一种缺乏重量、失去根基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制得了来自思想、政治、艺术或社会习惯 方面的那些浅薄而短暂的风潮，却宣称自己有权力自行其事，企图取代精英。故而奥尔特加将这种现象称为“大众的反叛”。

奥尔特加着重剖析了这一时代病症，并从欧洲的“大众人”推延至国际范围内的“大众民族”。虽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反映的是他对于当时欧洲公共生活境况的担忧，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将发现它无疑具有更深远、更普遍的意义。“大众的反叛”已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下的人类文明所面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