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1877年)春,来自大清帝国福州船政学堂的一批年轻人,进入格林威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严复,就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之一。

虽然严复从海军学院学成归来后,并没有亲自带兵作战,但并不能掩盖他在海军方面曾经的优秀。在留学之前,福州船政学堂训练船总教习就认为,严复是个非常机敏的海军军官和导航员。

同时,严复是仅有的6个能够通过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入学考试的人之一,其他几位则是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何心川,后来也都赫赫有名。而根据现存的学习档案显示,严复在学习期间的表现也是名列“最出色”的“上选”之列。

但由于命运捉弄和严复本人的性格,回国后却逐渐远离了海军,转而从事翻译西方著作、新式教育、思想启蒙等看似毫不相干的工作,并因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向国人介绍进化论思想而闻名后世。严复还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但作为一个复杂的人,严复并非一直都是“先进的”,他坚信君主立宪和改良思想,坚决反对民主革命,并一度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落得被国人指责冷落的境地。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近代先驱人物的奋斗、挣扎和迷茫

【一】被沈葆桢录取,进入福州船政学堂

【一】被沈葆桢录取,进入福州船政学堂

咸丰三年(1854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天福建省侯官县盖山镇阳岐村的一个中医世家。12岁那年父亲去世,严复只能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也顺便放弃了科举考试的道路。

正当严复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一个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每个月还能领银子的机会出现了。1867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规定进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每月给银四两,成绩列为一等者,可领取赏银十元。

严复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他写了一篇《大孝终身慕父母论》的文章。主考官福州巡抚沈葆桢,对严复的答卷大为赞赏,他后来接替左宗棠负责船政学堂的管理。

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船政人才,服务大清的海军事业。严复学的是驾船,因为船政驾驶的技术以英国最为先进,所以必须学习英文。严复因此从诵读“子曰”转向学习英文ABC了,严复的视野也从此从经史子集,拓宽到自然科学知识。

5年后,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被派到军舰上实习。1874年,因为西乡从道在台湾南部制造牡丹社事件,沈葆桢以钦差身份前往台湾负责海防,严复也跟随沈葆桢到台湾参与击退日本人保家卫国,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亲临战场。

【二】留学英国,深受郭嵩焘赏识

【二】留学英国,深受郭嵩焘赏识

为了培养自己的海军和船政人才,沈葆桢上书清廷,建议派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先进的水师兵法。严复因此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与萨镇冰等人一起学习船舶驾驶等技术。

留学期间,严复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技术,各门成绩都是优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身感受和接触英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潮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

英国的国力强大更是给严复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对照当时中国的落后和挨打局面,严复内心肯定是不平静的。这或许也是他后来致力于介绍西方思想,开启国人民智的缘由。

而严复的英语水平也非常争气,驻英大使郭嵩焘觉得他的英语比很多当时搞翻译的人还要好。严复可以熟练地和英国人交谈,博览外文书籍,为他日后的翻译打下相当扎实的语言基础。

郭嵩焘在与严复的接触中,认为他的才能不仅仅限于海军领域,以严复的才识加以培养历练,日后必能成为应对时局剧变的朝廷重臣,因此对他极为欣赏。

但很可惜,有远见卓识、被西方称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郭嵩焘,却因为他的教养,被清廷的保守势力给赶走。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驻英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在今天看来,这三条罪状简直可笑至极,只不过是外交人员的基本礼仪而已。但国内的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刘锡鸿也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这对当时的中国和严复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对严复而言,一个对他欣赏备至的前辈和领路人失去政治前途,也就意味着他的前途必定充满了坎坷。

【三】回国任职,仕途坎坷

【三】回国任职,仕途坎坷

1879年6月,严复回国,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几个月后,沈葆桢病逝,严复失去了又一个“伯乐”。而沈葆桢一手发展起来的南洋水师,也几乎全部被李鸿章接收和控制,严复也失去了一个平台。

第二年,经过陈宝琛的推荐,严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但在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狂傲的个性很不受李鸿章待见,在李鸿章面前处处碰壁。加上严复思维超前,与李鸿章的思想也格格不入。

严复熟悉英国海军制度,认为只学习西方的技术远远不够,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制度体系才是根本。但在李鸿章看来,购置西洋器械,建船厂,造军舰便可达成“自强、求富”的目的,至于海军管理则不再重点考虑。

严复因此过于消沉,居然因此抽上了鸦片。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仕途不顺、不受赏识,严复开始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一边给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讲解先进科学知识,一边拜在吴汝纶门下苦练八股文章。

1885年,三十三岁的严复回到福建参加乡试。他自信文章过人定能高中,但事与愿违名落孙山。在三十六岁和三十七岁时,严复又两次参加北京顺天府的乡试。四十一岁时,严复还回到福建参加乡试。但四次考试,四次落榜。科举这条路也不通。

【四】搞翻译、办教育,为大清写国歌

【四】搞翻译、办教育,为大清写国歌

1895年甲午战争,让严复从科考的迷梦中惊醒。“天朝上国”竟败给了区区日本。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居然全军覆没。对于熟悉海军的严复来说,清朝海军的如此不堪一击,还是太过震撼。

严复意识到大清国不得不变了,他在天津《直报》上刊登一篇《论世变之亟》。考察中西方的差异,他强调造成中西之间根本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由”二字。“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维新运动前,严复就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还受到光绪帝接见,之后又写了《上光绪皇帝万言书》,阐述变法主张。运动失败后,严复也差一点成为迫害对象。但据说《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荣禄才不敢轻举妄动,严复逃过一劫。

此后,严复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办教育和搞翻译。1902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5年,在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同年,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任首任校长。

但真正让很多人记得严复的,是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甲午海战后,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至今流行。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过《天演论》之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其间,有几个插曲值得一提。1905年,因为开平矿务局事务前往英国的严复,与孙中山见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孙中山说出“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的话。

更有意思的是,1910年1月17日,严复终于圆了梦寐以求的科举梦,被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1年,严复还为行将就木的大清国创作了国歌《巩金瓯》。

但宣传西方思想的严复,并不赞成激进的革命,始终坚信他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排满革命无益于国家的强大,反而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严复翻译西学,极力提倡摆脱儒学的沉重包袱,打破一切陈规陋。但当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时,他却完全赞同。严复甚至公开建议,要以儒家伦理为主导力量,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

更可惜的是,在杨度三番五次的游说之下,严复居然加入“筹安会”,成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棋子,让天下人大失所望。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即使他自始至终没有参加“筹安会”的任何事务

严复进入“筹安会”,既被支持共和的国人看不起,也被忠于满清的遗老遗少视为背叛,郑孝胥就嘲讽严复“佳人作贼亦寻常”。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20年回到福州养病,第二年孤寂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