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夏天,六月初九,天津卫。

谈判桌这头,直隶总督李鸿章手里攥着那杆笔,沉得像块铁;桌子那头,法国公使正瞪着眼,那一脸的凶相,恨不得要把人吃了。

只要这笔尖往纸上一落,越南——那个跟大清跟得最紧的小兄弟,就算是彻底断了念想,成了别人的盘中餐。

往后这些年,多少脊梁骨都快被戳断了:明明前线刚赢了一把漂亮的,咋就能签这么个“把脸丢到姥姥家”的条约?

倒也没错,就在这事儿个把月前,老帅冯子材在镇南关狠狠给了法国人一巴掌,史书上管这叫“镇南关大捷”。

消息飞回北京城,光绪帝乐得差点掉眼泪,张之洞更是拍着大腿喊:“这一仗,足够让法国佬吓破胆!”

按说,枪杆子硬了,腰杆子就该挺直。

可李鸿章脑子里转的,是另一码事。

这账算得冷冰冰,却实在得让人发抖。

那所谓的“大胜仗”,充其量就是大清快断气前打的一针强心针。

这一针下去,那是能多喘几口阳气;真要是觉着自己行了,非要去跟法国人硬碰硬,大清怕是当场就得两腿一蹬。

咋回事呢?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一个月,去瞧瞧那些书本里没写的“要命算术题”。

先算头一笔:拿人命换人命的账。

后来传出来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冯老帅带头冲,弟兄们玩命杀,法国人被打得抱头鼠窜,死了一大片。

有个说法叫“干掉一千多”。

听着是不是特提气?

可要是掀开法国人的战地记录瞧瞧,那数字冷得能把人冻僵。

就在那场咱们觉得“赢麻了”的仗里,法国人那边也就死了74个,伤了18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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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这边呢?

连死带伤,三千多号人没了。

换句话说,想弄死一个洋鬼子,咱得搭进去十几二十个自家兄弟。

战场上那景象惨得没法看:咱们的兵是拿战友的尸首堆成墙,这才勉强挡住了对面的子弹。

这哪是打仗啊?

这分明是拿血肉之躯去填无底洞。

再瞅瞅那个所谓的“法国人被打崩了”。

人家撤出谅山,是因为被打散了吗?

压根不是。

那会儿法军头子尼格里受了点伤,再加上吃的喝的没跟上,怕被人包了饺子,才搞了个战术后撤。

人家主力骨架完好无损,撤下去没两天就整顿好了。

而在巴黎那头,议会大笔一挥,五千万法郎的军费批下来了,大批援兵正坐着船往中国赶。

这就好比两个打拳的过招。

一个是职业金腰带,穿戴整齐,浑身是劲;另一个是业余练家子,全凭一股子蛮力。

练家子豁出老命,趁人家走神,冷不丁给了一拳,把对方打了个趔趄。

这会儿,练家子该咋整?

是趁着人家还没缓过劲,赶紧收手,拿着这个当筹码谈个稍微体面点的价钱?

还是真觉得自己神功盖世,非要跟人家死磕到底?

李鸿章挑了头一条路。

因为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一冷拳是透支了半条命才打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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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那个职业选手醒过味来,掏出真家伙,大清连喊“不打了”的机会都没有。

再算第二笔:换你坐李鸿章那个位子,这仗还敢接着打吗?

当时主战的那帮人,像张之洞他们,那是嗓门震天响,非要乘胜追击,把法国人赶下海喂鱼。

可坐在棋盘前的李鸿章,眼皮子底下是一张漏风的地图。

这张图上,镇南关那点亮光,简直就是大船沉没前,黑屋里划着的一根火柴。

抬眼瞅瞅全局吧。

越南那边,法国人早就占了九成九的地界,咱们不过是在家门口勉强堵住了个口子。

台湾那边,基隆、澎湖接连失守。

刘铭传领着兵在山沟里钻,苦撑着一口气,指不定哪天就全军覆没。

海上那才叫让人绝望。

马尾那一战,福建水师那是眨眼的功夫就被打光了。

法国人的军舰如今在中国沿海横着走,炮口随时能顶到天津大沽口的脑门上,直接威胁北京城。

这就是当时最让人憋屈的局面:咱们在陆地上好不容易赢了个边角料,却在命根子上被人死死掐住了脖子。

李鸿章叹气说:“洋人水战厉害,咱们只能靠烂炮台死守。”

这话听着丧气,可全是实话。

你陆军再能折腾,顶多把人赶出边境线。

可只要法国舰队把海口一封,漕运一断,大清的经济大动脉立马玩完。

更要命的是,这仗是真烧不起了。

中法这一场架打下来,烧掉的银子超过三千万两。

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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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朝廷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全搭进去了。

国库早就底儿掉。

为了弄军费,东南几个省不得不硬收“海防捐”。

老百姓本来就活不下去了,再这么刮地皮,还没等打跑法国人,家里后院先起火了。

连那个最铁杆的主战派彭玉麟,到了前线转一圈,也不得不认怂:“钱粮都没了,兵都是饿着肚子扛枪。”

弟兄们空着肚子跟人拼命,这仗还怎么往下打?

于是乎,李鸿章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趁着镇南关赢了一把,法国人还没摸清咱们的底细,赶紧把字签了。

这会儿签,还能说是“互相给个面子”,场面上过得去,起码不用割地赔钱。

要是再拖个把月,等人家援兵到了,或者台湾一丢,到时候再想签,哪怕把裤衩子当了都赔不起。

还有第三笔账,这笔账看不见摸不着,可最要人命。

那会儿的中国,就是一块滋滋冒油的肥肉,盯着这桌的,可不止法国这一条恶狼。

北边,俄国人在伊犁磨刀霍霍,早就放出狠话:“中法只要一开打,我就抢地盘。”

东边,日本借着“甲申政变”,一只脚已经伸进了朝鲜,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清军北边的空档。

还有英国和美国,面上装得像个和事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既怕法国人独吞了好处,又怕中国真赢了不听话。

这就叫“一群狼围着转”。

朝廷在列强的围攻下,就像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真要把主力都拉到南边去跟法国人死磕,北边的大门肯定得敞开。

到时候,丢的可就不光是个名义上的小弟越南了,搞不好新疆、朝鲜,甚至东北老家都得搭进去。

所以,上面必须做一个疼得钻心的“止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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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卒保车。

扔掉越南,保全台湾;停掉南边的战火,稳住北边的防线。

在这场大地缘政治的牌局里,大清压根不是打牌的人,而是一张身不由己的牌。

镇南关那点胜利,唯一的用处,就是让这张牌在被人扔出去之前,稍微硌了一下对面的手。

可偏偏,历史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就在这儿。

李鸿章用一张纸,硬生生给大清续了一口气。

但这“续命”的法子,却埋下了更大的雷。

朝廷上下,被镇南关大捷的“神话”给灌迷糊了。

他们没看见胜利背后的惨状,没看见武器和制度上的巨大差距,反倒生出一种幻觉:原来洋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嘛,只要大伙心往一处想,还是能摆平的。

这种瞎自信,跟瘟疫似的到处传。

打完仗,那些关于冯子材“拔剑砍地”、当兵的“痛哭流涕”的悲情段子,被读书人写神了。

大伙把输的原因,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奸臣害人”、“投降派卖国”。

这套嗑太好使了——它完美地遮住了制度烂透、军事落后、财政崩盘这些个根本毛病。

既然输是因为“有人投降”,那下次找个硬骨头带兵,不就能赢了吗?

这种错觉,直接酿成了九年后那场更大的祸事。

甲午战争开打前,朝廷里喊打声一片。

大伙都觉得,连法国那么横的主儿咱们都“赢”过,区区东洋小日本算个球?

结果呢?

当“精神胜利法”撞上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铁甲舰,梦碎得稀里哗啦。

北洋水师连个渣都没剩,台湾割了,两亿两白银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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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会儿,人们才猛然惊醒,原来当年那个“中法战争第一大捷”,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而《中法新约》签下来的后果,也是要命的。

虽说保住了面子,没割地没赔款,可西南的大门被撬开了。

条约上写着,法国人能把铁路修进中国。

到了1900年,法国人攥住了滇越铁路,云南、广西实际上成了法国人的后花园。

那个曾经用战友尸体才守住的国门,最后还是被一张轻飘飘的纸给推开了。

现在回过头去瞅1885年的那个夏天。

李鸿章在天津落下笔那一刻,心里估计也泛起一阵凉意。

他算准了所有的账:兵力账、银子账、外交账。

他在死胡同里,给这个帝国扒拉出一个理论上的“最好结果”。

但他唯独算漏了一样玩意儿:人心。

那个被硬捧出来的“胜利神话”,像一针烈性麻药,让这个早就病入膏肓的帝国,在虚假的荣光里又昏睡了九年。

等下次睁眼,已经是甲午年的漫天炮火。

这兴许才是历史留给咱们的最后一句忠告:

一个不敢正眼看失败的民族,哪怕赢了一场仗,最后也得把整场战争输个精光。

那份墨迹还没干的条约,签掉的不光是越南,更是大清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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