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传席

石涛说八大山人是“金枝玉叶老遗民”①八大山人确实是明王朝宗室之后。

▲ 八大山人 水仙图卷

石涛说自己是明靖江王朱守谦后裔，未必可靠。因为明王朝灭亡时，石涛才两岁，他什么也记不得，他说自己从未见过父亲。记载中他是被宫中人带出去的，宫中人是谁，也不知道。后来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喝涛，喝涛后来被学者们考证出来了，但未见到喝涛说石涛是明宗室之后的记载，即使喝涛说了，也未必可信，何况也未说。凡是记载石涛是明宗室靖江王之后裔的文献，全出自石涛之口，而石涛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说的可靠吗？

但八大山人是明宗室弋阳王孙，不会错。因为明朝灭亡而清军打到南昌时，八大山人已二十岁了。他的身世，不但是自己清楚，别人也都清楚。他是朱元璋后裔中哪一世哪一系，也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的朋友也知道，所以，他自己的叙说和他朋友的叙说，也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和石涛的不知而言，自有天壤之别。

一

现藏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中的《个山小像轴》②上有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甲寅是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上推知八大山人生于明天启元年即公元1626年。而清军打到南昌时是公元1645年，他已二十岁了。八大山人是明宗室，当时若被清军抓到，可能会被杀头。但他逃跑了，“弃家遁奉新山中”③隐遁在江西奉新县山中。后来为了躲避清人的迫害，他出家为僧。

《个山小像》上有八大山人的老朋友，同法门师弟饶宇朴题词：“个山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按此二字后被圈去）孙也。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偶。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戊子现比丘身，癸已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丁已秋携小影重访菊庄……”。

▲八大山人 个山小像

这段跋语为饶宇朴丁已（1677年）题。当时八大山人已52岁了。“豫章”原为古郡名，指所在今南昌，也指江西，豫章王乃指宁献王朱权，据《明史》所载：“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踰二年，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④根据记载，可知宁献王原来（朱元璋时）封国在河北省北部，今之宣化之东，辽宁（辽河）以西，北接内蒙古，南和燕王的北宋接壤。燕王起兵，挟持朱权为他起草檄文，答应成功后重分天下。燕王打败了建文后，封朱权于南昌。从此，宁献王朱权的子孙就在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朱权有文才，著述甚丰，其子孙差不多皆多文。朱权世子（嫡长子）盤烒先卒，孙靖王奠培嗣。靖王嫡孙朱宸豪起兵造反，被镇压，封号从此被除去。

八大山人有一方印曰：“西江弋阳王孙”，他属于弋阳王一系，弋阳是地名，大抵和今日江西省弋阳县相合，在弋江（即今之信江）之阳，故称弋阳，距南昌很远。弋阳和南昌、景德镇成三角形。宁献王朱权的世子（嫡长子）盤烒的庶五子奠壏封于此。⑤《明史·诸王二》称奠壏为弋阳王，其实弋阳王是在弋阳为王的通称，尤如宁献王因在南昌又称豫章（南昌）王一样，奠壏实际是荣庄王。奠壏王之嫡子觐鍒(封僖顺王)袭封，再嫡庄僖王宸袭封，再嫡端惠王拱樻袭封。宁藩被废除后，曾由拱樻摄府事。再为端惠王庶一子多焜袭封（恭懿王）。多焜无子，万历五年死，封号除。就是说，弋阳自奠壏至多焜五世而绝，“弋阳五传而绝，宗人举多煌贤能，敷摄府事，瑞昌诸宗皆属焉……万历四十一年，抚、披以行谊闻。诏褒之。会病卒，诏守臣加祭一壇。又多炡者，亦奉国将军，颖敏善诗歌，尝变姓名出游，纵迹遍吴、楚。晚病羸，犹不废吟诵。卒，门人私谥曰清国先生。子谋堚亦有父风。”⑥

这位朱多炡，字贞吉人（1541——1589），号瀑泉、拱桧仲子，是朱权的元世孙，第一代弋阳王奠壏（荣庄王）的五世孙。朱多炡是庶出的，而且过了五代，也没有袭封王位，但仍然是奉国将军，享受的仍然是王府生活。

据汪世清考证，朱多炡有五子，依次是：谋堚、谋趯、谋堙、谋難、谋卦，其中庶出的谋难既哑又有画名。⑦朱谋垔《画史会要》载：谋難，字太冲，号鹿洞，贞吉第六子也。”（按应为第四子）。清陈鼎《八大山人传》载八大山人：“父某，亦工书画，名噪江右，然暗哑不能言。甲中国亡，父随卒。”这个八大山人的“父某”即朱多炡的儿子朱谋難。如是，则八大山人是朱多炡（贞吉）的孙子，所以，《个山小像》上饶宇朴题字“个人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四世孙也。”“四世”二字被圈去。因为八大山人是贞吉的孙子，而非四世孙。所以，这“四世”二字必是八大山人圈去的。从圈去的笔画精神看也和右面个山（八大山人）的题字相同，或者说其笔性一致。而非和饶宇朴的笔性同。另饶宇朴题字后，八大山人又在其题字当中钤有“西江弋阳王孙”的朱文印。说明饶的题字经过他修订后认可的。

据《明史》所载，“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⑧宁府这一系为“盤、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意、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⑨依此，朱多烘的儿子辈皆属“谋”辈，孙子辈皆属“统”字辈。所以，八大山人的宗谱《朱氏八支宗谱》中载：八大山人族名：“统蓥，号彭祖，又号中硅。”应该是对的。其他的说法皆未必对了。

《个山小像》右中有湖西彭文亮题：“个翁大师像赞：瀑泉流远故侯家，九叶风高耐岁华。草圣诗禅随散逸，何须戴笠老烟霞。”“故侯家”“九叶风高”是说八大山人是宁府朱权的第九世。这是对的。从“盤”到“统”是八代，加上宁王朱权，正好是“九叶”。

现在的学者都一口咬定八大山人生于南昌。看来未必正确。当然他的九世祖朱权封国在南昌，实际上辖有南昌大片土地。而八大山人一系属弋阳王一系，封国在弋阳，八大山人应该出生在弋阳。弋阳应有他的王府。八大山人印“西江弋阳王孙”，“西江”是古时候人对长江中下游的统称。江西和湖南的分界就是以长江为界的。“弋阳王孙”说明他是弋阳王府中人，而非南昌王府中人。只是八大山人后来出家在南昌，晚年也生活在南昌，出生未必是南昌。但《明史·诸王二》又记：“宁藩既废，诸郡王势颉顽，莫能一，帝命拱樻摄府事。”拱樻是弋阳王，他摄府事，应该在南昌建有府第（或以原宁府为府）。如是，八大山人可能在南昌也有府第。

李驎《虬峰文集》卷三有《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题之也》，首句云：“噫嘻中尉，高皇子孙，明伦以庶，神庙弟昆。”这里说八大山人在明时官至“中尉”、“高皇”应指朱元璋，“孙”乃为高皇的后代子孙。“神庙”指明神宗朱翊钧，朱翊钧属于燕王（后为永乐帝，成祖）一系，这一系世系乃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朱翊钧恰是这一系第八代，从朱棣算起，乃第九代。八大山人正是其“弟昆”。

《明史》记载朱权“自已臞仙”可见其清瘦而精神矍铄。据汪世清查阅《藩献记》所载，八大山人的七世祖奠培也是“臞干疏髯，尤敏于学……”从《个山小像》看，八大山人也是很清瘦，“臞干疏髯”的，但却神采奕奕。

二

对八大山人的研究，在全世界美术史界几乎成为一门显学。对八大山人的考证文章也随处可见，有的对，有的还需深入。比如“八大山人”的号，据清人龙科宝的《八大山人画记》云：“山人初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遂自号八大。”今之学者大都相信这种说法。但我却十分怀疑，因为凡是称为某某山人的，都必须确实有某某山，如王蒙号黄鹤山樵，他确实隐居在黄鹤山，王绂号九龙山人，他家乡确有九龙山，齐璜叫白石山人，他家乡确有白石山（铺，小山也）没有以所读之书为山人名者。笔者好读《史记》《红楼梦》，总不能叫“史记山人”或“红楼梦山人”吧。八大山人后来自己也否定了这个解释。他自己写过：“经者，径也，何处现此八大人觉经？……”清人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说：“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这个说法很少被今之学者接受，但却有合理的一面，“四方四隅”虽不是山（也包括山），但却是一地方，以地方为名者，先例倒很多。

朱良志根据八大山人有“止八大山”的印章，认为八大在思想上居（止）于八大山。据佛家《长阿含经》等载，佛祖居须称山，周围有八大山（佉提罗，伊沙陀罗，游乾陀罗，苏达梨舍那，安湿缚朅拿、尼民陀罗，毗那多迦、斫迦罗等八大山环绕须弥山），八大山外还有四大部洲。八大山人由僧远佛后，其思想仍在佛家，如居八大山，围绕佛中心须弥山也。故名八大山人。这个说法倒十分中肯。

“八大山人”四字，“八大”二字连写，“山人”二字连写。清张庚在《八大山人》中说：“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盖有在也。”后来很多学者对此作了考证，认为和哭之，笑之无关。但不管怎样考证，不论它来于佛教，抑或来源于其他，但确实类“哭之”“笑之”。而且是有意为之。其字形多次变化，有时将“八”字写成两拐，有时将“大”字写成两点，但和“大”字联缀，都类“哭”字或“笑”字，这是事实，无须考证。（此外，牛石慧题款，也确似“生不拜君”这是事实。）

还有八大山人的一个花押，以前被释为“三月十九日”，清代收藏家顾文彬（1811——1889）在《过云榛书画记》中著录八大山人的《安晚册》时，释之为“三月十九日”，谓之“乃思陵殉国讳日”（明崇祯皇帝自缢日）。后由白谦慎根据八大山人族叔朱谋垔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周器铭文释为“十有三月”，后为学者公认。

▲八大山人 安晚册

这些考证和解释都是对的，但很多人便得出八大山人并没有亡国之痛，更认为他已沉浸在新王朝的皇恩浩荡之中了。

也有人考证八大山人在清初和清朝官吏接触频繁。很多人也就认为八大山人已视自己为清朝的臣民，对清王朝已有感情了，至少说对清王朝已无隔境之情了。

考证都是有根据的，但结论未必正确。八大山人在明朝时，享受王室的待遇，住高大的王府，生活无忧。清人打进来了，他首先山中逃难，慢一慢，就可能被杀头。后来，为了保命，他不得不削发出家，在寺庙中过着清苦的生活，为僧二十多年，他又还俗了。他对僧家经典可能有点兴趣，因为这些经典也是一门学问，很多学者都有研究的兴趣，但他们不一定要真的出家，八大山人是被迫为僧，他自题自己画像曰：“洞曹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哀家之狗。”又题“当生不生，是杀不杀。”心情昭然若揭。他在寺庙中清苦，还俗后谋妻子，生活无着，在朋友帮助下，卖画为生，“河水一担直三文”“何廉也”。如果不是明清易祚，他会妻妾成群，还需要“谋妻子”吗？他会生活十分富足，还需要卖画吗？两相对此，他能无感伤，何况明王朝灭亡了，一般士子尚且恨恨不已，石溪终生怀念并忠诚于朱明王朝，八大山人作为宗室，能无家国之痛吗？无须考证，揆之常理，即可知也。

当然，他一度身在佛门，用了一些佛家的语言，他为了生存，参加一些活动，和清朝的官员打交道，这皆是常情，并不能说明他就忘记了家国之痛，更不能说明他已经溶合在清王朝中已无隔阂了。

邵长蘅是见过八大山人的，他写的《八大山人传》中说：“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浡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暗，隐约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与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势益怒，檐溜潺潺，疾风撼窗扉，四面竹树怒号，如空山虎豹声，凄绝几不成寐。假会山人遇方凤，谢翱，吴思齐辈，（谢翱于宋末投文天祥反元，宋亡，登钓台恸哭，有《西台恸哭记》。后与反元亡宋遗民方凤、吴思齐等结月泉吟社，共怀宋朝）”又当相扶携恸哭至失声，愧予非其人也。“这里已讲得十分清楚了，后之考证家怎知八大山人又怎么能和邵长蘅相比，而且，八大山人在画上钤的“西江弋阳王孙”的大印，就明确的说明问题。八大山人自明亡后，精神上无疑是痛苦的，这正是他艺术成功而且十分突出的因素之一。

三

中国绘画史上的杰出画家，必备四条标准，一是技术和功力，西方画仅曰技术，中国画的技术升华乃是功力。二是独创性和鲜明特色。三是审美性，四是社会影响。八大山人的画在这四方面皆是第一流的，他是中国最杰出，最有功力，最有鲜明特色的画家兼书法家。先谈功力：八大山人是清代书法家中最有古意，最有功力的书法家，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中说：“山人书法尤精，少时能悬腕作米家小楷，其行草深得董华亭意，今不复然。”陈鼎《八大山人传》亦云：“善书法……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八大山人的书法圆润自然，浑朴厚重，内蕴丰富。取法魏晋，高古而功力精深。其书法用之于绘画，也同样高古而功力精深。再谈鲜明特色，八大山人的绘画曾学过董其昌，其实他师法的不止董一人，但他的作品显然和董不同，也和所有古人不同，更和当时人不同，他的画笔笔入传统，笔笔不为传统所囿，（笔笔入古人，笔笔不为古人所束缚）。就功力和特色而言，八大山人的画为古今第一流，无人能过。他用笔千变万化，然皆潇洒自然，功力过人。

审美性，中国画的审美性重在内涵，而非皮相（形式）。八大山人在二十岁前享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的家族父祖数代皆通诗文书画，这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书法师法魏晋，这在他的绘画中皆有反映。因而他的绘画中既有魏晋的书法笔墨内涵，又有传统诗文以及佛教精神内涵，因而其审美性非一般皮相美所能比拟，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云：“凡事物之能垂久远者，必不徒尚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八大山人的画即有切实之体，有最高的审美性。

社会影响，八大山人的画在他生前即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石涛题《画山水册》云：“此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震一时，得不难哉。高古之如白秃、青溪，道山诸君辈，清逸之如梅壑。渐江二老，干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石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解人也，……”张庚著《国朝画徽录》，把八大山人置之卷首，谓之：“有仙才，后人把八大山人和渐江（弘仁）、石溪、石溪并称为“清初四高僧”。八大山人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对后人产生的影响，无人能比。

八大山人的画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有二个因素。

一是天才，“天才”就是天生之才，天赋之才，这是先天具有的。但一个人有“天才”犹如矿山有矿藏，必须经过开采才能产生作用。而且，是金矿开采出来方是金子，是铜矿开采出来即是铜，是煤炭开采出来即是煤。如果不经开采，金、铜、煤矿埋在地下，皆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八大山人本具天才之质，经过学习（即开采）、修炼，以尽天才之学，最后产生天才之绩。

二是家国之痛。绘画属意识形态，其人意识如何，形之于“态”（书画）上亦如之。清初“四王”属于顺民，守法之民，其画亦温润柔和，处处守法，沿董巨至董其昌之逸轨，不敢越雷池一步。弘仁等遗民派画家反清复明，失败后，反思明之灭亡不可逆转，清之强大不能抗拒，他们心冷了，但又绝不去做清朝的官，心静了，稳了，所以，反映在他们的画上冷、静、稳。八大山人生于明王府，清人入主后，他的一切都打破了，他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以至有时发狂，然又无可奈何。他要生存下去，被迫出家做了僧人，他也不得不和俗人打交道，甚至和清朝官吏打交道，不得不卖画，但他又有家国之痛，他不能不痛苦，不能不发怒，痛恨乃至哭之、笑之。因而，反映在他的笔下，怪鸟、恨鱼、险石。冷逸、奇石、怪诞、险峭是其特色。痛苦、无奈、悲忿、矛盾以及传统的文化修养共同铸出八大山人的艺术。如果没有家国之痛，他不会有这样到艺术。

生于明宗室之家，少时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书画影响；明朝灭亡，使他由一个王室贵族一落而为逃亡之民，清苦之僧人；后还俗谋妻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卖画求生；还有他的天才之质，这一切都是八大山人特有的，因而他的艺术也是古今特有的，后人无法超越的。

2011年1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见八大山人《水仙卷》，（美国王方宇旧藏），刊于《大风堂名迹》第二集。上有石涛题：“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出尘。兴到鸟花如戏影，眼前兜率是前身。八大山人即当年之雪个也，淋漓仙去，余观偶题，清湖瞎尊旨济大？堂下。”

（2）《个山小像轴》，于1954年在江西奉新县奉先寺中发现。旋即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为真迹。1959年，此全文由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收藏至今。

（3）见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4）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诸王列传二·宁献王权传》，中华书局版册一二页三五九一。

（5）见《明史》卷一百二《诸王世表三》，同上页二七三四。

（6）同（4）页三五九八。

（7）汪世清《八大山人的家学》，载《艺苑查疑，？证散考》下卷第81页——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8）（9）见《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一》。同（3）页二五0四。以前很多学者排出朱家子孙各世系中二十字，不注出处，我很佩服他们的博学，原来《明史》中记载得清清楚楚，略一翻检便知。

（10）见《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一》。

（11）见《明史》卷一百十七。中华书局版，册一二，页三五九二。

（12）同（7），页71.

（13）八大书法行书散页，现藏上海博物馆。

（14）见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199页。

（15）见清·张庚《国朝画征录》。

陈传席 | 作者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文物》、《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格调高古，富书卷气，自成一家。谢稚柳曾说：“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俗，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