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原塘沽为核心的天津滨海新区,在十多年前,城区周边还曾经农田遍布,炊烟袅袅,农村是许多人还可以回去的家,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情记忆。

如今,随着城市化进城的日益加快,滨海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有农田,无农民,有农地,无农村”的历史变迁。在塘沽,曾经耳熟能详的宁车沽、中心庄、南开村等已经被滨海欣嘉园、西部新城、塘沽湾这些高大上的地产楼盘所取代。那些熟悉的老名字,也许未来只能封存在档案里。

曾经的村庄撤村聚成社区,曾经的村民离开老屋住进楼房,暖气、自来水、各种网路一应俱全,应该是实实在在获得环境住所的升迁。然而,他们大多人的心中又时常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对农村故土的眷恋情怀,站在家里,放眼望去,楼群林立,曾经熟悉的土地面目全非,没有了熟悉的记忆载体,这些原住民们只有在泛黄的老照片上还能抠出点滴往事。

农村城市化,滨海步子迈得大

农村城市化,滨海步子迈得大

去年12月,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2020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乡村振兴规划落地见效,城镇化水平跨过60%的门槛。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就意味着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入城市社会。

上月24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了一场名为“赋能生态新城 铸造宜居微城市”——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湾区域投资推介会,与会方有中建、万科、恒大、绿地等国内房地产企业。塘沽湾是滨海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截止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央企房地产独大,各类开发商争相进驻的争雄场面。

(塘沽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聚集了十来家房地产开发商)

若干年前美国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影响21世纪的有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当然要圈地扩容,要盖楼建房,但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而应该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

平均每天消失80个村落

平均每天消失80个村落

2018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然而,又有多少人思考过:到2050年,中国还剩下多少个农村?

梁启超曾说:“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中国的乡村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承载体。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正在消失。

从塘沽一中毕业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他也是中国古村落保护首倡者。冯骥才曾在2018年给媒体讲述过一组数据: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自然村有360万个,但是到了2012年 ,就剩下270万个,在2012年的前10年,中国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落,平均每天就减少80个自然村落。

没错,每天减少80个。这是一个非常醒目的数字,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如果城镇化浪潮只是单纯的房地产圈地运动,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致命打击。

滨海新区农村会消失吗?

当研究三农问题的爱新觉罗·蔚然在《粮民》中抛出“中国农村会消失吗”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觉得有些杞人忧天。然而,若你有空去滨海新区的新城镇、胡家园等地走一走,一定会发现不仅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已经开始消失,地理意义上的农村也正面临消失的危机。

九河下梢,海河在入海前,在一个曾经属于塘沽的地界画了个漂亮的“几”字形,就像是黄河在中国地图上的印记。滨海新区推进城镇化建设,将这里定为堪比世界大湾区的塘沽湾。

在叫塘沽湾之前,这是塘沽老城的新城镇,下辖营房、新城、黄圈、南开、邓善沽以及大小梁子共6个行政村落散落在海河南岸。其中除了大梁子的人大多在大化上班是工人之外,其他村基本是世代耕作的农民。

和新城镇的村落一样,先期退出舞台的还有宁车沽、北塘,胡家园的陈圈村、善门口等村子。宁车沽拆出了滨海欣嘉园,北塘拆出了北塘古镇和滨海中关村,陈圈、善门口拆出了西部新城,新城镇拆出了塘沽湾。在滨海新区城镇化的道路上,还有多少村落将成为历史?

农村的大量消失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标识,也是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无奈。城镇化和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深远,对村庄的瓦解作用也更为彻底。

滨海新区农业特殊烙印:军事和洋务运动

滨海新区农业特殊烙印:军事和洋务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城镇化带来的是传统文化记忆的消失。今天,即使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几乎对区域内的农业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有人会问,北京已经有了中国农业博物馆,天津离帝都这么近,滨海新区还有必要搞个农业博物馆吗?孰不知,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在滨海新区偏离了发展轨迹,被打上了不一样的烙印。

讨论滨海新区的农耕文化,不能脱离天津这个大环境。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天子渡津”南下称帝后决意“天子守国门”迁都北京,紧邻北京的天津设卫筑城成为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滨海新区的农业也伴随着这段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面。

(明代天津屯田略图,明代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明初大批移民前来天津举行屯田)

▲军队垦荒,新城马厂减河浇灌小站稻

国人皆知天津小站稻好吃,却很少有人知道小站稻为什么好吃。这要追溯到小站稻的前世。又有人会问了:小站稻不是津南的吗,怎么扯上滨海新区了?

故事要从雍正三年(1725年)说起。自明以来天津对北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年,清廷在天津设立水师营,驻海口芦嘴(今新城镇所辖自然村)。次年,在芦嘴南修筑土坯城,这是概念上的旧城。到同治十年,防军提督周盛传奉命率兵在旧城外加筑砖城,是为新城(即今新城镇)。同治十二年(1873年),周盛传所部奉命屯卫畿辅移驻新城,他以战略眼光意识到新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里是大沽海口的后防,又是通达津京的要冲,在这里屯兵驻防,引水种田,既能解决军需粮草,又可有效阻击入侵之敌。

光绪二年(1876年),周盛传升任天津总兵,镇台衙门就设在新城。他在新城附近垦田种稻,总结并吸取了明代汪应蛟、徐光启屯田种稻兴废经验教训,先从兴修水利入手。据《清史稿·河渠志四》记载,周盛传“率淮勇民夫数万人,经六七年之久”,在西起马厂东到大沽的辽阔土地上,挑河挖渠,建闸修桥,挖出一条150里长的人工河及6条横河,称为“马厂减河”,建成了阡陌纵横、河网交织的水稻田,新城垦区营造了6万亩,小站垦区营造水田13万亩,从此马厂减河流域水田广阔无垠,遍地稻花飘香,原来的斥卤荒野变成了鱼米之乡。堪称北国江南。

马厂减河利用南运河和海河潮汐,引甜水灌溉、排咸水刷碱。南运河水源上游来自黄河,含淤泥和腐殖质较多,水质很好,灌溉稻田不仅省肥高产,稻米外观、蒸煮、食味品质均佳。科学考证,应是形成“小站稻”名特优产品的主要因素。彼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地主地多人多欢乐多的传统农耕作业格局,而新城的农业已经由军队主导,进行大规模种植了。

(马厂减河南运河入口/马厂减河海河入口)

20世纪三十年代后,又从日本、朝鲜引进“银坊”、“水源”等优良品种,米质更佳,真是“一家煮饭,四邻飘香”,于是小站稻成为天津的风物珍品,闻名遐迩。这是后话。

新城镇农业,是塘沽湾的文化母本。当政府和房地产市场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个区域时,是否想过,为上楼的农民留一点乡愁,也让入住这片土地的人了解过往的历史?

洋务运动,开滦与滨海的难解之缘

老塘沽曾有不少以“开滦”命名的地方,开滦码头、开滦大院、开滦稻田等。“开滦”即开滦矿务局简称,由开平矿务局和滦洲矿务局合并而成,开滦矿务局与滨海新区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黑猪河,煤炭运输河变身灌溉河

清光绪四年(1878年),为了解决煤炭外销及轮船招商局、北洋舰队的用煤问题,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两局总办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创建了中国近代大型新式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

老塘沽是开平煤的必经之地,光绪七年(1881年)唐廷枢向李鸿章奏请购置荒地,开通一条直达塘沽海河的运河。这条运河是煤运外运河,北起永定新河,南到海河,彼时络绎不绝的运煤船从内运河驶来,远远望去像黑猪结队而来,因此人们把这条河俗称为“黑猪河”。

(黑猪河)

塘沽地区虽河流很多,但南北贯穿走向的仅此一条,是重要水路通道,促进了沿途物资交流,因此它的海河入口繁华起来,1884年形成了村落——河头村,也是黑猪河上头道桥所在,另有位于津塘公路的二道桥、京山线的三道桥,以及建在新河庄西的四道桥最为有名。光绪十四年(1888年)唐津铁路开通,黑猪河失去水运作用,成为塘沽地区重要的灌溉性河流。

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中国最早的股份制近代化农场

光绪七年(1881年),唐廷枢还办了件大事。他联络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郑观应、徐润等人,用股份制的方法集资13万两白银,在当时属于宁河县的新河四道桥一带,以“普惠堂”的名义购买荒地4000顷,创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今塘沽农场的前身), 用西法进行种植和畜牧业的开发。(“合买沽塘荒地四千顷,为开垦种植、畜牧等用”)。

(上海中文报刊《益闻录》记载:“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五十里地方,批租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禾,事半功倍。”)

开滦煤矿在黑猪河上开凿一条支流四丈河,四丈河中端建有一桥,称为中心桥(即今天的中心桥镇)。四丈河上又开挖多条支流,河沟纵横,使得周边出现了“头道沟”、“四道沟”、“六道沟”等地名。四丈河渠系能同时引用海河及黑猪河河水,承担了中心桥周围近2万亩耕地的灌排。南方使用的扬水机器水车也被应用到这里,每车约浇水25亩左右,以“车”计量土地,以“车”为村名,于是将一个水车能浇灌的土地称为“一车”,老塘沽的“中八车”、“五车地”皆源于此。

与此同时,该公司进口了西洋农业机器进行耕作,“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禾,事半功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农场,以至被国外舆论视为“模范农场”。“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比张謇在江苏南通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早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近代中国当属第一家,使老塘沽的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走上了农业近代化、机械化的道路。

后日本侵占时期,在天津一带共设立农场120个,这些农场大都受日本“米谷统治协会 ”、“华北垦业公司控制”,占地万亩以上的垄断集团有15个,其中最大的位于滨海地区汉沽茶淀的“启明农场”占地12万亩,是现清河农场前身。

(日本启明农场)

认清去向,不忘来处

认清去向,不忘来处

新中国成立后,塘沽地区走过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社、人民公社、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村一改上千年古朴面貌,绽放出现代农业光彩。丰富的农业文化,是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滨海新区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政策导向使然,也是大势所趋。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渐行渐远,在这农耕嬗变的历史节点上,如何留住农耕记忆、展现滨海新区农村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会进步,是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2019年滨海新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基本形成了茶淀葡萄种植产业园、汉沽大田蔬菜草莓产业园、大港冬枣产业园发展格局,推出果蔬采摘、园区休闲、住宿农家为内容的休闲农业产品。其本质是对农耕文化的眷恋,汇聚了人们希望回归乡土的情感寄托。仍以新城镇塘沽湾为例,这里有着丰富的农业文化财富,滨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与中国农科院合作的大型农业科技项目,龙达现代都市农业主题公园小有名气,但我们还应看到,它们之间(包括现有的休闲农业游)缺乏必要的关联,因为缺失了追根溯源的农耕文化这一环,导致未能形成滨海新区农业文旅产业链闭环。

(茶淀葡萄科技园/龙达农业主题公园)

▲建设农业记忆博物馆的意义

我们前期曾收集整理了大量滨海新区有关农业的资料,经过市调后形成系统化文件,我们认为,应当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认识滨海新区乡村农业文明的价值,更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传承和振兴农业文明,用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努力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以此为背景,建一座滨海新区农业记忆博物馆不啻为优选方案。

农业博物馆是收藏、研究、保护农业文化资源,展示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面向社会开展农业文化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滨海新区农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建设一座以滨海新区农业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深入挖掘和研究滨海新区农业文化,抢救性收集、展示正在淘汰和消失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农民生活用品,是对正在消失的传统农业文明深沉的眷恋和对现代化进程理性思考,有助于推动滨海新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按照我们的设想,滨海农业记忆博物馆按历史进程,以大量功能地图、历史文献、文物实物、实景照片等展示历代滨海农业面貌,犹如浏览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座农业博物馆不是静态的,而是互动体验的,在传统的农业工具体验之外,另设民俗、农产品加工、传统手工业生产等体验;同时,也设置现代农业科普基地,面向成人和学生推出系列科普实践活动、研学教育,亲身体会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联系与区别;当然,还有农村特色餐馆提供农家美食。一次农业博物馆之旅,就是一堂生动的田园课堂,一场难得的人生经历,一次精神的升华。

结语:

如果有可能,建议在那些被新规划碾压的农村土地上,为原住民留下一座农业记忆博物馆,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一种文明进步。农业记忆博物馆的建设不仅会消解原住民的乡情困扰,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文化经济,乡村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当下天津经济失速,滨海新区楼市波澜不惊,曾经过去是农村区域的新兴地产板块,除了比拼价格难有更好的营销推手,如围绕滨海新区农业记忆博物馆做营销文章,即可唤起原住民的集体记忆和无限好感,聚拢更多的人气,同时由此点燃相关传播热点,可谓是一件地产营销实招和大手笔。

远在滨海新区中心渔港的“浪花艺术馆”就是世贸地产公司借地利所做的成功营销案例,每天因为一个形式上类似艺术馆的售楼处吸引了众多京津冀游客前来驻足浏览,为世贸起云湾项目带来超高的聚客效应和关注。

我们希望与有关部门或相关实力企业一起,呼吁亦或合作滨海新区农业记忆博物馆的建设,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