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及清朝的历史贡献，“民族融合”是不少清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著名学者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曾多次指出“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清初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等等，认为清朝最伟大贡献之一是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然而，翻开清朝历史，却又让人看到真实且残酷的一面。清军入关之后，从多尔衮到慈禧太后，都在宣扬“满汉一家”，但仅仅只是宣誓性政策，因为清朝事实上实行的是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根本不是开放的民族融合。既然如此，为何阎崇年等学者却称赞清朝民族关系？

我们都知道，清朝有四大禁区，即东三省、台湾、新疆、察哈尔与绥远，基本都是禁止汉人进入的区域。

1，清朝将东三省划为禁区，从皇太极至康熙时期，还修建了数千公里的“柳条边”，传说是保护龙脉，其实是为自己留一个退路，即一旦关内不可为，那么就回到关外。因此，清朝一直不允许汉人、蒙古人进入东三省，直到光绪末年才允许河北、山东人出关开垦，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由于数百年的封禁，导致东北大地人烟稀少，尤其外东北更是荒无人烟，所以俄罗斯入侵时非常容易，根本没有遭遇抵抗。

2，与东三省一样的是新疆，因为新疆土地肥沃，尚未开辟，因此乾隆将新疆当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去新疆，而不允许汉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后，汉人才能比较随便的前往新疆。

3，第三个禁区是察哈尔与绥远，与东三省、新疆的禁区目的有所不同，因为此地接近蒙古，清朝为了将汉蒙隔离开来，于是下令这两个地方“不准添加一户家”，只准保持原来的户籍人数。

4，最特殊的是台湾，因为郑成功经营之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清朝不准福建人私渡台湾。即便在台湾内部，清政府还有隔离政策，即分界三番制度，汉人居住在沿海边的平地，“生番”居住在坪埔高山地区，“熟番”居住在山与平原之间，三者严禁越界，汉人前往其他地区私自垦荒者，或“依盗耕本律问拟” 或“依越渡关塞律问拟，田仍归番”。

可惜的是，由于清政府无端划出很多禁区，导致这些禁区有的荒落了，有的开发特别迟，在和平时代或许没什么关系，但在风雨飘摇的近代，却给了西方列强侵略便捷。更有甚者，如今不少网友谈及中国传统疆域，认为汉人仅有“内地十八省”，其他是清朝带来的，实质极其荒谬。

除了这些禁区之外，清朝实行民族隔离的第二个表现是严禁各族往来交流。

在蒙古地区，不仅限制汉人前往开垦，也限制蒙人前往汉地，更是划分蒙旗，禁止蒙古各区互相串联交流。即便是汉商前往蒙地，清朝规定汉商每年换领一次执照，且禁止在蒙地建造房屋。

在新疆西藏，同样禁止汉人进入，尤其新疆地区发行的货币，只刻有满文与蒙文，而不刻汉文，还限制内地商人进入哈密以西地区。如果新疆的王公来北京拜见清帝时，按理最适合的路线是经过嘉峪关进入内地，但清朝却规定新疆王公必须从蒙古高原绕道前往北京，原因就是防止新疆王公与汉人或汉地官员接触。

在苗疆地区，为了各路汉苗，还特意修建了“苗长城”，禁止汉人进入苗区，同样禁止苗民进入汉区。如果特殊情况，必须提现申请，并且逾期必惩，当官的免职，普通民众“杖八十”。客观的说，“苗长城”并非清朝原创，而是始于1615年的明朝万历末期，但清朝尤甚。

与此同时，清朝还限制各族土司私自聘请汉人幕僚，但又难以全部禁绝，于是不仅要求报备，还要求审核通过才行，所谓“凡土官延幕，将姓名年龄通知专辖州县，确加查验，人果端谨，实非流棍，加结通报，方准延入”。

在内地地区，清朝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满城”，相当于城中之城，有着完备的内城墙，防御力量非常强大。

清军入关之后，为了维护清帝安全，又为了避免被汉人同化，或又为了表明“征服者”的身份，于是在占领北京之后，将北京内城汉民清空，改让八旗居住，其中最靠近皇宫的一圈是满八旗，其次是蒙八旗，最外圈的是汉八旗。顺治曾经说过：“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

清朝一统中国之后，为了掌控战略要地，震慑不臣之心，又陆续建立了20余座“满城”，居住者是八旗士兵及其家眷，比如南京、西安、广州、成都、荆州、镇江、宁夏、太原、杭州等城市都有满城。因此，满城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城市，是一个军事堡垒。

更为重要的是，清朝规定满城居住的八旗，不准与汉民通婚（女子可嫁旗民，但旗女不可嫁汉民）、频繁往来等，说到底就是满汉分开民族隔离，满城分布全国，不是为了融合，而是为了确保统治的震慑力量。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比如清朝一直强调各民族的身份差别，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属于贵籍，拥有各种特权与优待，而其他人一律属于普通籍；还有一直强调民族性，非常警惕满人汉化，出台很多优惠政策鼓励满人保持本性，鼓励汉人学习满语进行满化等，因此清朝出现了逆向的民族融合，即清朝汉人的“满洲化”。

总的来说，清朝刻意划出多个禁区，限制各民族往来，确保他们的隔离，让其“老死不相往来”，毫无疑问的是实行民族隔离。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清朝满族人口太少，不但比不上汉人，连蒙人、苗人都比不上，因此想要维护统治，就要防止各民族联动或交流，而清朝则是居中制衡，蒙地乱则调汉兵，汉地乱则调蒙兵，由此来维护统治。

既然如此，为何包括阎崇年在内的很多著名清史学家们，却称赞清朝民族关系，甚至认为清朝促进了民族融合呢？笔者认为，清朝的民族关系尽管很不融洽，但晚清时期的最终结果也还算不错，以结果导向型来看，阎崇年等专家的结论夸大了不少，但勉强也能说得过去；如果以贯穿清朝的民族政策来看，这一结论显然模糊了清朝实行民族隔离的事实。

尤为重要的是，清朝后期各民族慢慢融合，并非清朝乐意见到的，更不是清朝刻意推动的结果，而是清朝衰落之后，清政府无法阻挡的发展大势下的结果。因此，清史专家将民族融合的贡献给予清政府，非常值得商榷。

参考资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