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卖唱为生，从这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但不管走到哪里，背上都背着全部的家当，铺盖卷和装在内衣深处的钱。官方称他们为“盲人宣传队”，但私下里，我们都喊他们叫“老瞎”，更地道的叫法是“没眼人”。
走村串户的卖唱生涯
据说，“没眼人”是一支情报部队的番号，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八路军总部和兵工厂隐蔽到了太行山深处。不久日军进山扫荡，切断了交通要道，晋冀山脉被全面围困。在这个时候，流浪卖唱的“瞎子”担起了八路军往来情报的输送工作。这算是“没眼人”的前史，但是左权县志没有任何记载，可能这是一段野史，或者传奇的成分过多，只在民间流传，没有日志考察。
盲人宣传队的人数并不固定，少时六七人也有，多时三十多人也有。但每个进入宣传队的盲人，都得有演艺天分，要么会一种乐器，要么嗓子好，实在不会，有刻苦精神使劲学会也能进，但有一条，就是不养闲人。
他们一年四季穿行在太行山区，每次出去演出都是坐车到左权县最远的村子，然后步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进行演出，最后等于是从最远的地方一路走回县城。
他们行走得很缓慢，稍微有点视力的走在前面当向导，完全失明的队员则是，一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一手撑着盲棍，排成一行，敲着棍子缓慢向前。但他们有时也会突发奇想的搭过往的货车。几个人拉起人墙，挡在马路中央，货车司机见状通常都会吓出尿来，拼命按喇叭没用，一个急刹车后，头伸出窗外，通常都是一句“找死哩！你们他妈做甚？！”。
这时盲人们也不管，马上进入演出状态。辽州开花小调，现场地方RAP开口就来：
“轱辘嘎嘎起，今日去哪里？捎上一个瞎兄弟开花唱给你······”
“月上山头齐，小姐拉扯你，口对口儿亲了你兄弟不眼气······”
一般情况下，本地的司机都能听得懂，最后都会一挥手：上！
上面的酸曲儿只是他们演唱的一种，除了满足大众的娱乐，他们还负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地道的方言传达党的精神，还有一些传统的曲目，比如《打金枝》、《下河东》等。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既活跃了农村文化，又养活了自己，更高层次来说，还传播了民间文化，成为太行山的文化象征之一。
从《桃花红 杏花白》到《没眼人》
2012年，电影《没眼人》上映，左权盲人宣传队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开拍到上映经历了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有的没眼人已经离开了。
这部电影的导演亚妮，也是浙江卫视《亚妮专访》栏目的主持人和制片人。为了拍这部《没眼人》的电影，一个女人与这群“没眼人”纠缠了十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变成了真正的朋友。
亚妮与没眼人在一起
这十年里，他们遇到过无数的困难，拍到资金断链时，亚妮卖房子，自掏腰包顶上。盲人兄弟听说亚妮缺钱，主动把亚妮给的工资退还，拍到最后，电影与生活已经分不开了。
说起亚妮与“没眼人”的缘分，离不开著名音乐家田青教授的牵线。田青常年行走在山里搜集和发现来自民间的声音，他发现了我们左权的石占明，还发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并将他们引荐给了亚妮。
艰难的拍摄中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没人戴；二月里刮春风，光棍没人好伤心，衣服上破得都是窟窿窿，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家家户户都吃饺饺。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吃的是面条条。”
上面这首是民间小调《光棍苦》，演唱者盲人宣传队主唱刘红权，外号“七天”。他的声音苍凉高昂，高音区友劲刚烈，中低音区浑厚、坚实、略带沙哑，充满磁性，转折处如云天裂帛，低回处如巨石夯土。这是田青教授对这首民间小调的评价，他被这声音震撼了，他看到了艺术中最难得的两个字“真实”。
这些盲人都是光棍儿，他们演唱时都习惯扯着脖子向天而歌，没有人与他们眉目传情，没有做作、虚伪和职业化的表情，也没有被专业音乐教育用“科学”的锉刀打磨掉棱角。他们似乎都不在意有没有人听，喜不喜欢听。他们只是唱，向着苍天，唱心事，唱生活，唱人生中的悲。
田青教授与没眼人在一起
2003年，在田青教授的帮助下，这群“没眼人被邀请到北京演出，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音乐厅里，盲人宣传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将左权民歌这种最为纯朴的民间艺术带到了这个高雅的艺术殿堂。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他们唱了《听花戏》、《桃花红 杏花白》、《大实话》、《光棍苦》以及抗战民歌《左权将军》等多支曲目。
其中的曲目《桃花红 杏花白》，一开始被亚妮定为电影名，但是经过十年断断续续的相处后，亚妮最终将片名定为《没眼人》。
求毛主席下辈子都给双好眼
2008年，“没眼人”又进京了，他们在北京演了十天，一共十场，每人分到八千块，而这钱并不是演出费用，演出是免费的，这钱都是主唱刘红权的哥哥给的。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们冒着大雨也要去天安门广场，雨大到能见度不到几米，风也很猛，结果他们一下车就被武警“请”了回去。同行的亚妮，为了圆他们的梦，忙前忙后找人，最后由她向武警总队领导做一个没眼人抗日的演讲，并代表没眼人提出“听旗”的诉求，最终诉求通过了。
隔天，没眼人四点半起床，先于国旗护卫队向升旗圈进发，在武警战士的护送下走过天安门城楼的门洞，在走向金水桥时，一下又冲上来十几个便衣将他们围困，随后他们被送回了驻地。原因是天安门设有升旗区的范围，观旗区的红线离升旗中心几百米远，没有文件不能靠近升旗区。第二次又没完成“听旗”。
又隔了一天，在沈从岐的帮助下，他们又一次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沈从岐是谁？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授命于邓小平的指示，在浙西南的深山里研制我国第一把“仪仗指挥刀”，从而结束了共和国三军仪仗队自成立四十年时间里，执行队长始终只行徒手礼的历史。
天安门到底是门还是楼？
这次没眼人身边都有一位武警战士带领，顺利进入了升旗圈，没眼人就站在离旗杆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天安门到底是门还是楼。
听完旗，广场上红线外的人涌过来，没眼人还站着。刘红权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话，一群人齐刷刷的面向天安门城楼跪了下来。同行的亚妮一脸懵，还没反应过来，就听他们依次开始报生辰八字，报完又齐齐地磕起响头，求毛主席下辈子都给双好眼。
有人想把没眼人留在北京，但没眼人不干，他们担心没山撑着的天会塌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走在太行山上，喊一嗓子，能得到群山的应和。
田青教授说他们是当代阿炳，他们这样讨论了一番：
哪个是阿炳？
田青老师的朋友不是？
干甚的？
拉胡胡
死哩
活着
死哩
不是说阿炳还活着······
那说的是咱，咱还活着
离开家乡，走入城市之后，每每经过天桥，或是地下通道，都能看到零散的乞丐，他们有的断胳膊，有的断腿，有的在地上爬着，也不知道有什么毛病。断胳膊断腿的故意把自己截肢的部分裸露出来，展示给过往的行人，以求得同情，获取捐赠。
以前要钱的面前放个盆，现在直接放个二维码，时代的进步并没有把他们的陈旧碾碎，反而成了时代的负累。相比之下，没眼人勤勤恳恳，凭本事吃饭，吃劳耐劳，行走在太行山上，用“黑暗”照亮了“光明”，同是左权人的我，真的很为他们骄傲，他们最起码守住了生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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