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关键词：清朝；朝鲜政策；防俄；联俄
19世纪80年代是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一个转折期，之前的对朝政策未完全成型，处在朝贡原则和条约原则的摇摆中。伴随着日、俄等国对朝鲜事务的深度介入及随之引发的朝鲜局势的动荡让清朝政治精英认识到传统的对朝政策已经不适应暗流浮动的朝鲜，转变对朝政策势在必行，开始在朝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清朝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外交过程中日本因素和俄国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是对立的，“防俄”需要“联日”，“制日”要“联俄”，但这一时期的“制日”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制日”有区别，“制日”还未上升至外交路线层面，仅对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逐渐产生很大担忧。尽管当时“制日”思想还不成熟，但“联俄”政策已经形成，这时期在朝鲜的“联俄”政策是甲午战争后在更大范围“联俄”外交的序曲。由此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清朝的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俄国和日本为主的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该问题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在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中，近代中朝关系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中朝关系颇受青睐，这些成果对了解近代中朝关系的脉络和晚清对朝鲜政策内容、影响等有贡献，但由于侧重点不同，这些成果在论述外国因素对甲午战争前清朝对朝政策制定中起的作用或未能涉及，或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
一、“防俄” 的缘起和实践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体系陷入全面危机，除了朝鲜外其他藩属国相继沦为西方国家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英国学者季南对此评价道：从前“在亚洲，一出自己门口而不踏上中国可能对之有宗主权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体系渐趋瓦解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作为东北三省屏障的战略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起，清朝逐渐改变对朝“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的传统做法，开始积极插手朝鲜事务。
19世纪80年代初期，清朝对朝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防俄”。该政策的制定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的是19世纪中叶俄国对中国大片领土的鲸吞。大面积失地让清廷上下对俄国的扩张性有了切肤之痛，因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自觉地融入了“防俄”因素。近因指的是伊犁危机，使两国关系跌入冰点，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加剧了之前就有的“防俄”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曾将俄国和英国做过比较：“各夷以英国强悍，俄国为叵测”，“俄国攘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防俄”成为当时清廷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列强纷纷表示愿意“助剿”。在浓厚的“防俄”的氛围中，大臣纷纷上书朝廷反对俄国“助剿”。“恐该夷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肆其狼贪豕突之心，则有害无利，所失尤多。”“从前俄夷侵占越界，并未明动干戈，至今已难驱逐。若借词带兵剿贼，而据南省地方，则南北两路分途蚕食，何堪设想！”不仅反对俄国“助剿”，而且呼吁加强防务以防备俄国再次入侵。“俄夷自历次侵占界限，吉林、黑龙江均与该夷相邻，边防尤矣紧要，未可稍涉大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在“恐俄”、“防俄”的氛围中，防止俄国再次入侵成为清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方面。然而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的持续扩张，如入侵台湾、针对琉球的一系列举措让清朝上层中一些人产生在朝鲜提防日本的想法，“俄日并防”呼之欲出。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时，沈保桢向总理衙门进言要提防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并建议“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之民，得以保全”。之后，日本又制造了“云扬号”事件和强加《江华岛条约》、1879年“废琉置县”。日本的持续扩张引起清朝政治精英的警觉。丁日昌建议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来抵制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其中对日本野心的阐述是重点。“日本倾国之力构造数号铁甲船……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作为对日本侵朝的应对之策，丁日昌建议朝鲜对各国开放，“将来倘倭、高启衅，凡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至悍然无所忌惮”。
丁日昌的主张引起共鸣，总理衙门也持有同样看法：“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逞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背景下，清朝政治精英放弃了“防俄”，尽管有识之士对日本向朝鲜扩张有所警惕，但未能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对日本侵朝野心认识不足。同时，伴有蔑视之意，李鸿章曾言：“即使兴兵，又何畏此小国。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轻视之情溢于言表。
丁日昌的建议被决策层采纳。光绪皇帝令李鸿章按照“丁日昌所陈各节”通过朝鲜重臣李裕元“转致朝鲜”，“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这意味着围绕朝鲜问题的“以夷制夷”策略由“防俄”转到“俄日并防”。很快，中俄在伊犁问题上的冲突使俄国因素再次超过日本因素成为对朝政策制定时首先要考虑的，“防俄”成为对朝鲜政策的主基调。
伊犁危机加剧了清朝的“恐俄”、“防俄”心理。1879年10月，崇厚未经清朝的同意，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等，将伊犁的部分领土割给俄国和给予俄国人在西部自由贸易权。崇厚的卖国行径举国哗然，各界要求严惩崇厚和不批准条约。“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最终，《里瓦吉亚条约》未被批准，于是俄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恐吓，在中俄边境线上集结重兵，海参崴一带成为重点屯兵区。“俄之铁甲快船兵船二十余艘陆续东驶，并厚集陆军分布吉林海滨之海参崴、摩阔崴一带，豫储煤粮军火甚富。”俄国的战争威胁让清朝在朝鲜本就存有的“防俄”心理变得更加强烈：“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朝鲜东界海口，形胜东方之最，俄人故欲取之，以与珲春、海参崴等处犄角。”同时，对朝鲜拱卫中国东北的战略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俄人所据之海参崴、绥芬河、图们江各境皆与朝鲜东北接壤”。“若吞并朝鲜，即抚我东三省之背，使中国岌岌不能自安。是朝鲜与我国实有唇亡齿寒相依之势，不能无休戚相关之情。”
在中俄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各界人士再次呼吁“防俄”。张之洞进言：“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驻日公使何如璋也力陈俄国对朝鲜的野心：“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计俄用兵必先高丽，直驱咸镜道。以强弱之势揆之，高丽必不能支。高丽若亡，蛇蝎之患，近在心腹，中国岂有安时?”“俄人虎狼之心，固天下万国所共知者，中国不早防之可乎哉?”除了张之洞、何如璋等政界人士力主“防俄”外，进步知识分子也呼吁“防俄”。王韬利用香港《循环时报》主笔的身份，撰文“防俄”，“俄以精兵三万驻扎吉林界外，用以东压朝鲜，西窥辽地”。他提出的防俄之策是“中外合力以防俄”，“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郑观应也撰文揭露俄国的扩张性，呼吁“防俄”，并强调“防俄宜先”。“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并朝鲜，东得志于亚洲，西必横行欧土”，“俄之土地广，兵甲强，以取朝鲜不啻以虎搏犬。”
在各界的呼吁下，清廷更加坚定了在朝鲜推行“防俄”政策。即使在伊犁危机缓和后，防备俄国南下之声也未绝，与此对应的是“防日”论调的减弱，具体说对日本侵略朝鲜仍持怀疑态度。“日本侵灭琉球，气焰日张，难保无窥伺朝鲜之意。”要知道，此时在《江华岛条约》和日本吞并琉球后，这种疑虑影响了在朝鲜“防日”工作的开展。同对日本侵朝持怀疑态度相对应的是，对俄国染指朝鲜则深信不疑。“与朝鲜逼处者，俄为尤甚。俄人上年分遣兵船于黑龙江、海参崴等处游弋，或谓其不能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于朝鲜。”“难保”和“必将”两词反映了那时清廷对日俄两国侵朝认识的差别。李鸿章将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野心比较的结果是俄国“较日本之患为更迫”。
作为晚清“以夷制夷”策略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以“何夷”制“何夷”有个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能从他和朝鲜重臣李裕元的书信往来反映出来。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清朝的政治精英们产生了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的想法，然此时清廷未摆脱传统藩属关系框架，回避以官方施压方式来推行“以夷制夷”策略，采取较为含蓄的以非官方的方式来推行。这一重任落到李鸿章身上，指示李鸿章以私人身份对朝鲜重臣李裕元进行劝导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李鸿章在与李裕元书信往来中有两封是劝导朝鲜与欧美列强通商的。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分别是1878年和1879年，信的内容有差异：第一封信是劝导朝鲜联合日本和英、美诸国来牵制俄国南下的，第二封信的内容为联合英、美诸国来“俄日并防”。
1878年9月29日，李鸿章致李裕元的信的中心内容是“防俄”。先是揭露俄国的恶行：“俄跨有三洲土壤，实与我东北边界比连。又时以蚕食鲸吞为事。贵国与日本濒临东海，俄国兵船游弋窥伺，势所难免。”接下来为朝鲜指明“防俄”的办法：一是和泰西各国通商，“泰西英美各邦，相距尚远，志在通商，无利人土地之心”；二是联合日本，日本“于贵国无恶意”，朝鲜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俄国，两国都面临俄国的威胁，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两国联合起来共同“防俄”，“联为辅车，引为唇齿”。
第二封信转而主张在朝鲜“俄日并防”。先是揭露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倭人性情桀骜贪狡”，“日本谄事泰西诸国，未尝不思借其势力，侵侮邻邦”。然后，表达了对日本联合英、美或俄国“合力”侵朝的担心：“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接下来揭露俄国对朝野心，这点和之前与李裕元的通信内容无异，进一步指出“防俄”的办法是“与英德法美交通”。“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西洋英德法美诸邦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欲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若贵国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由此看出，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存在之前单纯“防俄”到1879年“俄日并防”的转变。
在朝鲜推出“以夷制夷”策略过程中，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起了一定作用。黄遵宪在东京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晤谈时，极力劝导后者接受朝鲜与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为了金宏集更透彻地理解“以夷制夷”思想，黄遵宪将代表他及李鸿章等人的对朝政策思想的《朝鲜策略》赠予金宏集。黄遵宪和金宏集晤谈及赠送《朝鲜策略》行为是李鸿章与李裕元通信的延续，都是用非官方渠道来影响朝鲜外交的做法。
《朝鲜策略》集中体现了李鸿章和黄遵宪的“以夷制夷”外交思想，他为朝鲜谋划的对外政策的要点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目的是防止俄国侵略朝鲜。《朝鲜策略》在开篇即历数俄国开疆拓土的“恶行”：“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今之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接着陈述朝鲜位置的重要性，“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因为朝鲜位置重要，侵略成性的俄国不会错过向朝鲜扩张的机会，“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当前，朝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是“防俄”，“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的办法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朝鲜策略》被带入朝鲜后，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接受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最终，《朝鲜策略》倡导的“防俄”为宗旨的外交方针为朝鲜决策层采纳，展开“决意外交”。
二、“防俄” 到 “联俄” 的转变
在朝鲜问题上，清朝的“防俄”外交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从1885年起“防俄”转变为“联俄”。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既有日本在朝鲜急剧扩张的因素，也和俄国在朝鲜的“谨慎”行为有关。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为目标，而征服朝鲜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一环。尽管政府内部在侵略朝鲜问题上有“急征”和“缓征”之分，但只是入侵的时间有差别，目标是一致的。“云扬”号事件是“征韩”论的实施，是日本蓄意谋划的武装入侵事件。“云扬”号事件表面上看是日本向大陆扩张，深层次看是日本要改变中国主导的藩属体系、取代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在“云扬”号事件中清朝的态度值得关注。清朝对“云扬”号事件的态度能从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会谈中窥探出。
在向朝鲜扩张问题上，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同朝鲜存有藩属关系的中国存有顾虑，担心中国干预，需要探明清朝的态度，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有礼。森有礼在和李鸿章的会谈中认识到清朝对“云扬”号事件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一句“日本是大国，要包容他小国”暴露了李鸿章代表清朝以调和日朝两国矛盾、避免事态扩大的心态。当森有礼提出清朝允许朝鲜对日本开港通商，李鸿章答以“此事且可缓议，俟一二年彼此气平后再通好亦不迟”。
同森有礼会谈后，李鸿章转而做朝鲜的工作，劝朝鲜“忍耐小忿以礼接待”或“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炮击船原委”。很明显，李鸿章及清朝“和事佬”的角色对日本借“云扬”号事件侵略朝鲜及借此破坏中朝藩属关系不能起到阻止作用。同李鸿章会谈后，森有礼认识到：所谓的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完全自主的行政与外交权，是一独立的国家，为《国际公法》及欧美诸国所公认。日本政治精英们知晓了清朝对“云扬”号事件的真实态度后，之前的顾虑消失，对朝鲜进行武力威胁，有了《江华岛条约》的签订，实现了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目标。
19世纪80年代，朝鲜发生了两次对国内和东北亚局势均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日本利用这两次事件扩大了在朝鲜的侵略，这与清朝强化中朝藩属关系的目标冲突，是清朝在对朝政策上由“防俄”转向“联俄”的主要诱因之一。
壬午兵变中，哗变士兵将袭击目标扩大至在朝的日本人，日本在朝鲜教官被杀害和日本公使馆被焚烧。壬午兵变给了日本扩大在朝鲜侵略权益以借口。在日本军事、外交双重压力下，朝日签署《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两条约涵盖了逞凶、抚恤、赔偿军费、驻军及增加通商口岸、日本外交官在朝鲜游历权等内容，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得以扩大。
自“云扬”号事件起，日本在朝鲜一系列侵略行为让清廷对日本的野心有了一定认识。为维护中朝藩属关系、巩固朝鲜作为东北屏障的战略地位，加强对朝鲜事务的干涉、强化中朝藩属关系逐渐成为政治精英的共识，壬午兵变成为清朝改变对朝政策的一个契机。“此次日人满其所欲，朝鲜善后非仿德国待日耳曼列邦例，去其自主之名，由中国立约通商不能挽回。”
壬午兵变后，清朝在朝鲜采取一系列举措：同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和《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据此将中朝藩属关系纳入条约体系；派大员驻扎朝鲜，掌管朝鲜内政外交；向朝鲜派驻军队。对于清朝强化中朝关系的做法，日本则采取培植亲日派来应对。金玉均、朴泳孝为首的朝鲜开化派成为日本拉拢的对象，中日对抗局面在朝鲜初步形成。朝鲜开放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增多，产生了学习西方、爱国独立、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开化思想，其中“爱国独立”思想的核心是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争取独立自主。甲申政变是开化派践行开化思想的政治事件。
日本在朝鲜的外交人员参与了甲申政变。政变前，日本驻朝鲜公使馆秘书岛村久对金玉均进行蛊惑：“今东洋大势，为清弗关系甚急，岌岌累卵；君辈如能为国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为不可。”之后，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继续煽动开化派发动“脱清独立”的政变，竹添对朴泳孝说：“清国之将亡，为贵国有志于政革之士，不可失此机。”并承诺给予资金支持，“前年偿金四十五万弗还纳，此我皇上特为贵国养兵之费，以为独立之资，决不用之于他费。”政变前竹添承诺“日兵警卫护于大门内外，不许人出入”。在开化派刺杀事大党骨干计划失败后，不知道如何是好时，岛村久指示立刻进宫，“君等何不向大阙而来此耶?”指挥金玉均等人进宫劫持高宗，并成立亲日派主导的新内阁。
对于日本和甲申政变的关系，李鸿章、袁世凯是清楚的。日本“从旁煽惑”、“日人播弄”才导致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离中国”。同对之前《济物浦条约》“无甚流弊”的认识相比，甲申政变让李鸿章等人对日本的扩张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中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强大日本的担忧：“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虑，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随着日本在朝鲜的接连扩张，李鸿章等人对日本侵略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模糊、不以为意到产生提防意识。与此相应的是，在清朝对朝政策中“防日”因素开始上升。甲申政变后，清朝改变了之前以“防俄”为中心的对朝政策，产生“联俄”想法。这一转变，除去日本在朝鲜扩张步伐加大让清廷产生防备外，也与这时期俄国在朝鲜的“隐忍”有关。俄国“隐忍”集中体现在两次俄朝“密约”事件上。
第一次俄朝“密约”事件发生在1885年，背景是甲申政变后中日在朝鲜的对抗让朝鲜不安，于是想寻找第三国当“靠山”，经一番权衡后选中了俄国。在朝鲜“引俄”过程中，时任朝鲜外交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起了很大作用，他积极鼓动高宗、闵妃“引俄”。
甲申政变后，俄国很关注朝鲜局势，为了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派驻日本公使馆秘书А.Н.士贝耶（IIIпейер）前往汉城。士贝耶在汉城会见了穆麟德，穆麟德代表高宗向士贝耶提出俄国保护朝鲜安全的请求。穆麟德拟订的求俄保护朝鲜的方案有两套：第一方案是变朝鲜为保加利亚那样的国家，俄国来保护朝鲜安全。若第一方案实施不了，那么采用第二方案；第二方案由俄国运作，将变朝鲜为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作为保护的回报，朝鲜租借给俄国一个不冻港作为军港。士贝耶是否答应了朝鲜保护的请求或者他是否代表俄国和朝鲜签署了密约，史料没有记载，但俄国档案记载士贝耶赴朝鲜前，他没有收到政府颁发的同朝鲜签署条约的授权书，也就是说士贝耶无权和朝鲜政府签约。此外，时任俄国外交大臣Н.К.吉尔斯（Гирс）对朝鲜局势的一番分析也能证明俄国不会答应朝鲜保护请求的。
士贝耶离开汉城后，外交大臣Н.К.吉尔斯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奏折中阐述了他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俄国若保护朝鲜“既要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会激化与日本的矛盾”，俄国为此要做出“牺牲”，获得的“有限的好处”仅能抵消付出。可以看出，此时的俄国很矛盾，一方面不想放弃插手朝鲜事务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担心恶化同中国、日本的关系。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采取“拖延”策略：既不给朝鲜正式承诺，也不拒绝朝鲜。作为“拖延”策略的落实，俄国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А.П.达维多夫（Давыдов）在处理对朝关系时遵循“确信保护朝鲜不会同中国、日本发生冲突后再采取行动”的原则。若朝鲜政府再次提出请求，则回以“待俄国驻朝鲜公使到任后再行协商”。
以上所谈是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在中日可能发生战争背景下的一次“引俄”行为。俄国鉴于朝鲜问题的复杂性和自己在东北亚地区有限实力没有答应朝鲜的请求，然而朝鲜“引俄”保护没有就此止步，一年后朝鲜再次“引俄”保护，引发了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1886年8月9日，受高宗和闵妃派遣，闵氏集团的重要成员闵泳翊会见俄国驻朝鲜公使К.И.韦贝（Вебер）。闵泳翊交给韦贝一封高宗请求俄国保护朝鲜安全求援信：“深望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许，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军舰相助，期以妥当，深为敬仰贵国也。”对于这次朝鲜保护的请求，韦贝是如何应对的，俄文资料仍未见记载。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韦贝可能做过许诺，因为闵泳翊密会韦贝后不久，高宗接见韦贝时，高宗询问：“贵国兵舰能常驻仁川耶?何时可来?”由此推断，在同闵泳翊的秘密会晤中，韦贝可能许诺过什么。
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中，韦贝的应允是个人行为还是官方行为，笔者倾向于前者。在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发生后，俄外交部曾指示韦贝在朝鲜要谨慎行事。“中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会导致中国吞并朝鲜，这一结果对我国不利……”“要尽一切努力保持同朝鲜的友好关系”，“既不让朝鲜国王失去向我国求助的希望，也要杜绝可能导致中朝关系恶化行为的发生。”
尽管第二次朝鲜请求俄国保护是秘密进行的，但仍被袁世凯获悉，袁世凯一面要求高宗追回密信，一面建议朝廷罢黜高宗，并拟订了详细的“废王”计划：“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速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俄见华兵先入，韩易新君，或可息事。”李鸿章反对“废王”，主张用外交方式解决。李鸿章清楚作为“保护”方案的施行方——俄国在“密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若俄国拒绝或放弃“保护”朝鲜，“密约”事件就迎刃而解。李鸿章电令中国驻俄国公使刘瑞芬同俄国交涉，力劝俄国“勿受此文”，“勿派兵为要”。在得到俄国否认收到密信消息后，李鸿章再令刘瑞芬要求俄国做出“如有此事，即作废纸”的承诺。这样，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按照李鸿章的思路以外交方式解决。
在第二次俄朝“密约”风波中，俄国之所以没有贸然答应朝鲜，除去俄国在东北亚地区实力有限、不敢造次的因素外，还同英俄矛盾有关。英俄间的矛盾是全球性的，巨文岛事件是两国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巨文岛事件发生后，国际上有“中英联盟抗俄”的传言，后被证实是讹传，但当时赫德确有将中朝海关合并的计划。仅此一事，着实让俄国不安。此外，巨文岛事件给俄国远东地区防务造成巨大压力，俄国此时不想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有赖于清朝，故在朝鲜问题上持谨慎态度，没有答应朝鲜提出的保护请求。
三、“联俄” 策略的制定和实践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远东政策转变的节点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铁路完工前俄国受实力限制在东北亚地区扩张有所收敛。具体在朝鲜问题上，在甲午战争前，俄国不想同中国发生冲突，在朝鲜的扩张较为含蓄，这让清朝在朝鲜的“防俄”意识下降。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变为“联俄”。
俄国在两次俄朝“密约”事件中的“隐忍”也影响了清朝的对朝政策，促使清朝在朝鲜问题上的“防俄”外交路线发生转变，产生了“联俄”的想法。李鸿章比较完整地阐述自己“联俄”思想是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后致总理衙门的信。信中首先揭露日本在朝鲜问题上险恶用心：“日初与立约，即认朝鲜为自主独立之国，明系不让他人干预。”日本“明知我属而认为自主，一防我掠地侵逼，一利韩贫弱为他日并吞地步，意极狠恶”。然后提出在朝鲜抵制日本的办法是“联俄”：“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亦必缩手。”
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联俄”策略进一步前进，有要变“李鸿章—拉德仁口头协议”为书面协议的想法，并以此为契机在朝鲜问题上与俄结成同盟。李鸿章为此多次向朝廷进言：中俄结盟“于东方大局有裨”，“即使他国或生异议，而中、俄两大国有此一举，即有不可侵犯之势”，英国和日本“若知我已与俄立约……即有不愿……中、俄两大同心，谅彼不敢公然侵犯”，“中、俄立有明约，则韩王鬼蜮伎俩自可潜消默化”。然而，李鸿章的建议未被采纳。尽管口头协议变为书面协议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朝鲜问题上“联俄”外交已经形成。
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等人对俄国防备之心降低能在对待某些关于朝鲜报道的态度上得到证实。1887年，英国驻日本总领事向袁世凯透露“近日韩、俄交际情形大可疑，公何不禀贵国防备”。对此，袁世凯认为是谣言，“谣言甚多，无足信，俄似无滋事意”。
李鸿章对英国媒体关于俄国对朝鲜野心报道的看法与袁世凯一致，认为是有意夸大，“伦敦新报论事向多任意抑扬”，“其词无足深辨”。对于英国将朝鲜“收入版图”以防止“韩地为俄垂涎”的建议，李鸿章认为是英国挑拨中俄关系，“明是从旁衅之意”。李鸿章能较为客观地看待英国媒体的报道，并能从英俄矛盾角度进行解析，值得称道。
《俄朝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后，再次有俄朝缔结密约的传言，李鸿章的反应不似前两次敏感和强烈。得知消息是由英国报纸最先刊登之后，李鸿章将此事和英俄矛盾联系上，“英、俄矛盾猜忌素深，英使所云立约保护，未必获见原文”，并进一步推测是误传，因“俄、韩新订边界陆路通商约而误会及此”。对于此次俄朝密约传闻的应对之策，李鸿章主张与俄国协商，“与俄外交部妥细议商”，和前两次“密约”事件处置方式不同。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李鸿章较为理性地看待俄国对朝鲜的野心，看到俄国对朝政策中目标和行动之间的矛盾和“有心无力”的无奈，“虽不能忘情于韩，目前尚不遽有兼并之力”。
清朝在朝鲜问题上对俄国态度的变化，影响了之后俄朝关系的发展，使《俄朝陆路通商章程》得以签署。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滨海州南部边界延伸至图们江，上至俄国中央政府，下至东西伯利亚、滨海州以及南乌苏里当局都希望来自朝鲜的粮食、肉类能缓解滨海州南部乃至全滨海州的食品匮乏问题。俄国交通大臣波西耶特评价道：“由于滨海边区和阿穆尔地区苦于缺乏谷物、牲畜、劳力，而朝鲜却具备这些东西，所以有必要和它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朝鲜相邻后，南乌苏里当局就迫不及待地要和朝鲜通商，多次派人前往朝鲜边境城市庆兴府投书，要求通商，但被拒绝。
俄朝领土接壤后的一段时期里，俄国和朝鲜没能建立外交关系，但民间边境贸易从领土接壤之日起就存在，主要是朝鲜向俄国输入粮食、肉类等。然这种贸易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缺乏相应法律保障。同朝鲜签署陆路通商条约和将陆路贸易合法化是俄国的夙愿。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没有参加美、日武力迫使朝鲜开港的原因之一是海路贸易给它带来的好处有限，参加美、日的行动无助于俄朝陆路贸易问题解决。
早在俄国和朝鲜建交谈判中俄国就有将陆路通商内容写入未来条约的意图，但清朝反对纳入。“朝鲜与俄国接境只有土门江口出海一隅，地小而荒，且逼近海口，与陆路边界有异，即附近之处，亦无大都会可屯集商贾”；“至通商一事，如俄国海参崴地方与朝鲜已开之元山口岸，一水可达，自可照美英德各国水陆通商章程一律办理。”俄国陆路贸易合法化的意图违背了清朝对朝政策的初衷，清朝力主朝鲜与“泰西各国”缔约的主要目的是“防俄”，故清朝不希望未来的俄朝条约中有异于朝鲜与别国条约的内容。这样，19世纪80年代初，中、英、日等国对俄插手朝鲜事务有很大的警惕的背景下，俄国未能如愿，建交条约没有涉及俄国最为关注的陆路贸易问题。
然而，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李鸿章等人对俄朝陆路通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坚决反对，“陆路通商，至万不得已时，未尝不可许”。同之前坚决反对相比，态度有松动，同意“有条件”地签署陆路条约，“条件”是先勘界，“界必须另勘”、“两国派员会勘”。在签订陆路通商条约问题上，李鸿章态度的转变的背景是，在朝鲜问题上清朝对俄国政策发生转变，由“防俄”变为“联俄”，受此影响《俄朝陆路通商章程》得以缔结。
《俄朝陆路通商章程》的签署是俄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力可比肩英、美等国。韩学者李瑄根将《俄朝陆路通商章程》同《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相提并论，“可视为与清、韩两国间所缔结之水陆贸易章程，或中江通商章程具有同等地位”。经济上，《俄朝陆路通商章程》使得存在多年的边境贸易合法化，极大促进了俄朝陆路贸易额的增长。19世纪90年代，俄朝陆路贸易额在朝、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具体见下表格。
以上数据显示19世纪90年代俄朝陆路贸易的特点：其一，贸易额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增长幅度不小；其二，俄国对朝鲜的出口贸易额远低于对朝鲜的进口额，俄国处于出超地位。
朝鲜问题上，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确立的“联俄”外交，在之后的时间里得以发展，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联俄制日”外交的全面展开。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由拒撤军，蓄意挑起战争。清朝实施由列强调停作为平息中日两国在朝鲜纠纷的办法，清朝向俄国求助。这可视为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联俄”外交的延续，也是甲午战争结束后全面开展 “联俄制日” 外交的序曲。
原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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