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轮台罪己诏”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所下道的诏书，这是他公开向人民深刻反省其罪过的一份诏书。自此以后，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及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汉武帝形象图

那么《轮台罪己诏》真的是汉武帝写的一份真心反省自己的过错的诏书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所记载的原文内容吧：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即“丐”字）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地形图

首先，汉武帝一直在为自己过度用兵的过错进行辩护。“以军候弘上书言”，“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等等，都一直在强调他之所以对匈奴用兵，都是因为军候的建议，是为被匈奴扣下的使者考虑，是因为朝廷重臣们的支持，是太史占卜天象吉祥的结果。言外之意，错不是他刘彻一个人的过错，这是大家集体的错误哟。

我们知道，汉武帝的一生，自其16岁登基称帝开始，就始终是一位独断专行的帝王。当他的奶奶窦太后去世后，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可以束缚他任意妄为的权力了。然而，在这份诏书中，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强调自己的用兵决策是多么的民主，多么的为他人考虑。这难免让人产生不真诚的感觉。

其次，对于当时国内“盗贼蜂起”，“海内虚耗，十室九空”的局面的形成，汉武帝并没有提及。这份诏书只不过是其缓和国内矛盾，面向民众的反抗，不得不低头服软的一个政治手段而已。

虽然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对外用兵四十余年，开疆拓土，为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个人的好大喜功，奢侈无度的行为也应该被后世所批判。

我们知道，自汉朝建立到汉武帝初年的七十余年时间里，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不但得到了恢复，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百姓日渐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

轮台古城遗址

汉初七十年的财富积累，为汉武帝后来的开疆拓土和奢侈生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可谓生得其时，是历史上真正的好命皇帝。试想，如果没有他的先祖们的苦心经营，尤其是“文景之治”的深厚积累，又何来“汉武盛世”？恐怕只能落得隋炀帝那样的可耻下场罢了。正如初唐宰相马周的评论那样：“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

第三，自汉武帝对外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后，其统治政策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被迫的，是为了继续维护其统治根基，不得不做出的一次妥协。

我们知道，到了武帝中后期，国家财政亏空，赋税、兵役、徭役逼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

百姓吃不上饭，被迫流亡他乡，这也预示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稳定。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陆续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到处攻占城池，杀戮官吏。武帝盛怒之下，大肆屠杀起义军，甚至还诛连普通百姓。可武帝用尽了一切手段，却无法镇压起义，反而愈演愈烈。

“轮台罪己诏”表明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及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般迅速败亡的结局。

综上所述，汉武帝虽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发布了被后世所称颂的“轮台罪己诏”，但是其骨子里的自傲，让其对自己的过错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反省。不过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深知如何利用民心和挽回民心。因此，这份“轮台罪己诏”收获了不同反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