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教师节前夕:只有不道德的人,没有出离道德的职业

中国人讲究根,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师道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德尊师重教。

教师节又到了,关于师道文化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因为教育领域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频繁出现,师德、师风、教风又时常成为常谈常新的课题。

前几天偶尔看到一个视频,梁宏达先生在谈起教师问题的时候说,教师不过是一个职业,人们不应该将道德标准加诸在这个群体身上。

如果按照西方社会的习惯,梁先生的说法是毫无瑕疵的。在西方社会,不管哪个层级的教授、教师,乃至工厂里带学徒的师父,学生、学徒乃至社会对这类职业唯有从业水平的要求,而无道德特别是私德领域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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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只要一个人有足够、胜任的能力,且能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道德、人品、个人生活之类的问题完全属于私人领地,其他人没有权力对其评头论足。

但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任何职业都是与道德并列在一起的。从事某项职业,必然有相应的从业技能,古人将其称之为“才”,“才”是中性的;而决定“才”的色彩、立场、用途的,是一个叫做“德”的东西。

德与才如何辩证呢?墨子很精辟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一个人才,最佳的状态是德才兼备,其次为有德无才,再次为无德无才,最糟糕的情形就是有才而无德。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出离了道德的才干就是一种祸害。

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会把教师这个职业单纯地割裂出来,从教师这个职业最早诞生的时候,这种德才不可分割的构架模式就已经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职业化教师是孔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子首先是圣人,然后才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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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中国最为偏僻的乡村,在那些年迈的、一字不识的村叟老妪那里,他们可能背不出一句《论语》,更不知道儒家、道家、佛家等种种常识,但他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个堪为道德楷模的人。

对中国社会影响时日最为悠久、最为深刻的道德伦理体系,就是由孔子这位最早的教师整理并初步定型,且由他的徒子徒孙们不断完善、代代传承而来的。身教胜过言传,倘若以孔子为首的教师们不是率先垂范地恪守他们整理、规范和创造的道德伦理,而仅仅将其停留在书本、言语之上,又如何能令人信服且奉行?

关于师德、师风,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语录,例如“才高为师,德高为范”(所以中国培养教师人才的学校就叫师范),还例如韩愈在《师说》一文里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看似三件事,但领衔的是“传道”,最核心的是传道,三件事归根结底还是“传道”。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道”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而“德”就是顺应“道”的一切思想和言行。

而最能体现教师职业与道德捆绑坚固性的,莫过于那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俗语。父与子在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哪怕是“一字师”的些小启发、教益,或者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那个宽泛意义上的“师”,师徒关系一旦建立,就有了比肩血缘至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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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在相互关系中显现的,东西方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里,都没有孤立、绝对存在的道德。儒家文化所构建的基本道德框架里,更是强调道德关系的相互性特征。例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妇和顺”。

在以上比较常见的三种重要关系里,父、君、夫角色的道德要求是慈、仁、和,子、臣、妇角色的道德要求是孝、忠、顺。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纯地仅仅要求对方道德输出,自己也必须对等履行道德义务。

但中国的传统社会或者说旧时代是一个男权、君权社会,出于统治者利益和方便考虑,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发展和传承就逐渐有了一个“走偏”的过程,即违背儒家先圣设计道德框架的初衷,乃至违反道德对等的基本属性,强势的一方总是刻意扩大、拔高自己的位置,削弱另一方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君王只要求臣子无限度地忠诚、父亲只要求儿子绝对地孝、丈夫只要求妻子苛刻地贞洁,而对于君王是否应该“仁德”、父亲是否应该“慈爱”、丈夫是否应该感情专一等避而不谈。

现代社会的人总会批判传统道德,认为那是枷锁、牢笼、毒蛇猛兽,对其应该“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事实上,道德伦理是具有延续性的,传统道德规范能够促进人成长、促进社会和谐文明的,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是需要毫不迟疑地传承和弘扬的。而那些属于封建伦理范畴,也就是被偏执化、狭隘化、反人性的部分,就需要有坚决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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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伦理偏执化的倾向,在师德范畴表现也是很突出的。今天的我们谈起师德、师风,只能找到“尊师重教”“师道尊严”之类的词汇,很难找到可以反映师徒、师生之间道德规范相互性的词汇。尊严、尊重,仅仅体现的是作为教师这一方面的权益,学生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享有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像“严师高徒”这类词汇,又反映的是因果关系,而非对等关系。

这种因为偏执化而导致的师徒(师生)道德规范“一条腿走路”现象,反映在今天的师德建设方面,就是让师德建设缺乏文化根脉,绝大多数的教师行为规范或者师德戒条里,只能用“爱护学生”这样一个宽泛而缺乏文化基础的词汇来表述。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古味”十足的文字,似乎又更加强调教学方法、工作态度,而非道德准则。

说到这里,就很有必要插一则小故事。这则故事有很多个版本,所以在讲述过程中忽略其出处和细节,仅仅选择其主要意思。

某师范学校毕业典礼上,校长对即将走上讲台的学生(准教师)们说:“以后,你们将面对无数形形色色、成绩良莠不齐的学生,但你们不能瞧不起其中的任何一个。学业一流的学生,将来可能会成为对社会进步举足轻重的科学家;二流的学生,将来可能会是你的同事;三流的学生,可能成为有权力、有地位的政客;成绩最差的学生,可能会成为企业家,学校拉赞助、社会搞慈善,他们多半会成为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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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这种“预判”当然是具有调侃意味的,但调侃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一个教师对所有学生无差别的尊重和爱惜。这种主张要比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更具有现实意义。“有教无类”更加侧重享受教育权的公平和普惠,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施舍意味,但“无差别的尊重和爱惜”更加具备人格价值。

道德伦理偏执化是封建时代强权社会的特征,而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和总趋势是革除一切压迫和歧视,实现真正意义上、发自内心的人人平等和互相尊重。作为一个教师,不会因为学习成绩乃至家庭出身、性别、民族健康状况等而歧视任何一个学生,这应该作为师生关系中教师一方首先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

许多发生在教师群体里的勒索、侵害、欺压学生事件,以及师生关系紧张、矛盾突出等不良现象,其根源就在于个别教师以强者、施舍者自居,用一种天然优越感俯瞰、凌驾学生。

任何不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关系,都是肤浅和短暂的,师生亦是如此。“无差别的尊重和爱惜”体现的是一种根植与人人平等、师生平等价值观之上的认知升华,有了这种思想认识做基础,教师与学生之间必然真正建立起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深刻情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师道尊严才能绽放出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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