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君王，南唐后主李煜的昏庸无能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悲的印迹，而在词发展史上却称得上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李煜（公元937年-公元978年），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徐州彭城县（今江苏徐州）人。南塘元宗李璟的第六子，南塘末代国君。他生有奇表，长相出众。生的团脸丰颊，皮肤白润，颇见秀气。尤其特殊的是，他的一只眼睛生有两个瞳孔，这使他年幼时便颇引人注目。据说历史上的圣人大舜和英雄项羽就是这种“重瞳”。

李煜天生对文治武功、兼善天下丝毫没有兴趣。由于从小就体弱多病，，喜文厌武。南塘先主李弁虽是武功起家，却仁厚恭俭，讲究礼仪，不无儒雅之风；中主李璟音容娴雅，好读书，多才艺，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在两代君主的影响下，南唐宫中书卷气浓郁，收藏的古籍书画、奇石珍玩颇为丰富。所以李煜研读经籍学习文艺的条件非常优越。

李煜不是长子，自然没有承继国祚的责任，故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诗文书画的学习陶冶中。他秉受了父亲李璟的风范，如饥似渴地沉浸在前人留下的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的宝库中，在这里废寝忘食、流连忘返，追求吟诗填词，探索书法绘画的奥秘。及至年长，便才艺出众，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虽是在帝王之家，却是远离政事，游戏生活，一派江南才子的潇洒风韵。

经久苦练，李煜的书法造诣炉火纯青。他学习柳公权，创造出一种“金错刀”体书法，这种书法的特点是“作颤笔摎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阳刚美和阴柔美完美交融。他的绘画则以翎毛墨竹最为擅长，老竿霜皮，烟稍露叶，披离俯仰，宛若古木，自有清爽不凡的神韵。但在各种艺术中，他更醉心、造诣也最高的应该说是填词了。

他的父亲李璟在这方面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南唐词人冯延己对他的教诲更有着直接的作用。冯延己的词作婉约缠绵的风格和白描勾勒的手法，对李煜词作风格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更大。

然而，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历史却对李煜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将他这个毫无功名进取之心的文弱书生推上了南唐皇帝的宝座。这时的南唐政权国事衰微，日薄西山，尽管从中主李璟就开始向宋纳贡称臣，但南唐的怯弱更助长了赵匡胤得陇望蜀的野心，亡国的隐忧非但不能消除，反而一天天加重。而就在这如此关头，既不能整军经武，又不善驭臣治国的一介书生，偏偏担起了南唐政权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

面对着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李煜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拯救危局的回天之力，只能一方面像父亲一样加倍地向宋称臣进贡，希冀以自己的赤诚换取宋太祖的宽容；另一方面又寄情于声色，沉溺于灯红酒绿的自我麻醉之中。由此，心理的巨大压力，精神上追求穷奢极侈的享乐笙活，这便构成了李煜十四年皇帝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也成为他前期词作最主要的内容。

纵情声色的享乐难以掩饰穷途日暮的现实，眼泪愁肠也不能软化赵匡胤进军江南，统一域中的铁石心肠。赵匡胤抓住李煜柔顺怯懦的弱点，步步紧逼，制造事端，迫其自献江山社稷。而李煜对宋既不敢稍事违抗，又不甘心俯首帖耳前去朝觐，他心存侥幸，似乎南唐晚亡一天，他便算尽到了义务。李煜毕竟太天真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遣使持诏，约李煜同阅牺牲，并喻其王师将讨，这实际上就是在逼他自投罗网。李煜这时才感到事态严峻，才命人修葺城堡，教习战船，开始备战。宋师长驱直入，金陵被困，第二年李煜虽调集军队前来解困，但为时已晚，金陵遂被攻陷，李煜欲自焚不得，只得率百官亲属肉袒出降。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正月，李煜被押至汴梁。宋以其屡召不降，又起兵抗拒，封他为违命侯。同一年赵匡胤死，其弟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改封李煜为陇西公。从此他成为宋朝的俘虏和囚徒，开始了三年“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

宋太祖和宋太宗虽然没有在生活上虐待李煜，却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他的人格和尊严也受到了百般凌辱，赵光义甚至常召他的妻子小周入后宫陪宴侍寝。“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主强折来”，往日朝夕相伴的夫妻竟难得团圆。这种奇耻大辱在折磨着李煜残破的心灵，羞愧、恼怒、痛恨、后悔，种种情感奔腾汹涌，从他一首首血泪宁成词作中宣泄出来。亡国的深痛，屈辱的生活，往事的追忆成为他后期词作中的主要内容，其成就比较显著。

看他的一首词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往日的富贵奢华已经永远地逝去，唯一能供他宣泄忧愤的，只有长歌当哭濡墨填词。巨大的失落带来巨大的感情势差，这种势差出现在极富诗人气质的李煜笔端，自然体现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沉雄笔势，因而他的词作便显现出一种既郁结又奔放、既沉着又飞动的词凤。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彻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震撼人心的词作是李煜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七夕之夜所作。这时恰逢李煜生日，虽然也有丝竹管弦，虽也有舒袖歌舞，但国破家亡，沦落异乡的痛楚和悲伤使李煜不能平静，他命故妓作乐，含泪吟唱了这首绝命词。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李煜的悲剧人生历来引起后世的感叹与品评。但应当承认，恰是这“薄命君王”的遭遇，造就了他“绝代才人”的业绩；恰是南唐国祚的终结，玉成了李煜词作的升华。

假如李煜不曾沦落为阶下囚，跌进任人宰割的渊薮，他将永远迷恋和陶醉于宫廷的豪奢生活，吟咏香艳软媚的醇酒美人，永远徘徊在“花间派”词人营造的“宫体”与“娼风”混合的窠臼中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惨痛的人生经历，他才能对冷酷的境遇怨愤不平。

李煜词的思想意义诚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他极高的审美价值却为后世所珍视。同时，在词的发展史上，李煜的词作直抒胸臆、直吐心声的风格特征在五代词人中别标风姿，把词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新的境界。

李煜下开有宋一代词风，培育出后来的“豪放”、“婉约”两大词派，尤其是直接影响了苏轼、辛弃疾“豪放”词派的风格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代词宗李煜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