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从未负国：抗战川军的悲壮与荣耀|川军|王铭章|邓锡侯

成都人民公园东门有一座著名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园内还有三组川军主题雕塑，分别以“送行”“告别”“壮行”为主题。每次我从这里路过，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心头涌起一股肃穆之情，仿佛我身边的不是冷冰冰的雕像，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川军将士。

他们，见证着那段悲壮而荣耀的征途。

（一）

1937年9月5日，注定是一个载入成都史册的日子。

那一天，在成都的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正在隆重举行。

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场景（摄于建川博物馆）

会上，时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在慷慨陈词：“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我曾有幸看过一部抗战纪录片，里面有这场大会的珍贵影像记录，那个场面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也激动人心：会场上旌旗招展、人潮涌动，不计其数的民众争相向这些奔赴前线的子弟兵们致以英雄般的欢呼。几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将一面绣有“天府子弟，出川抗日”字样的大旗送到了他们手中。镜头缓缓移动着，依次扫过川军士兵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望着他们脸上那憨厚、朴实的笑容，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些可敬的士兵们啊，你们是否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你们这一走，又有多少人能回到这方生养他们的土地上来呢？

如果我能穿越时空站在他们面前的话，我不知道我是否忍心告诉他们：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永远无法再回来了。抗战中前后出川三百万兵员，伤亡就达64 万（阵亡263991 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据统计，川军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尤其是这些抗战初期出征的川军将士，往往在与日军精锐部队的血战中全军覆没，第一批出川的 400 多位团级军官基本全部牺牲在前线。

抗战初期，川军士兵弹药不足，给养缺乏，甚至有的时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被称为“草鞋军”。但他们却始终奋勇向前，毫无畏惧。例如在滕县保卫战中，川军一二二师五千余人力战日军，全师战至最后一人而不退，师长王铭章将军壮烈殉国，然而他们却用土造的步枪、手榴弹甚至刺刀木棍顶住了精锐日军两万余人的进攻！

时任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穿草鞋的川军士兵

（二）

古往今来，生活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显得这样矛盾：平时，他们喜欢享受，生活安逸，既没有征天下的决心，也没有裂土封疆的欲望——历史上，在四川建立政权的割据政权虽然不少，但其建立者，诸如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张献忠、明玉珍，无一例外全是“外来户”。

四川北依秦岭，东据夔门，都是著名的天险。然而四川人守着这片最适合割据的土地，却始终坚定地把自己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在宋末，四川人建起几十座军事堡垒，与无敌于天下的蒙古骑兵誓死抗争，并取得了在钓鱼城下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惊世战绩，付出的，却是让唐宋时灿烂辉煌的巴蜀文化毁于一旦的代价。在明末，清朝已经基本平定全国之后，四川地区的武装力量仍与清军进行拉锯战十余年，原本的天府之国残破不堪，直接引发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在清末，又有无数四川志士投身革命救国的大潮，川籍烈士邹容、喻培伦、彭家珍先后被孙中山追授“陆军大将军”，四川人发起的“保路运动”更是引燃了推翻清廷的熊熊烈火。

三百万川军出川抗战，正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

川军出征场景（摄于建川博物馆）

那些川军士兵都是一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未来。他们本来可以不必走向前线，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大后方，在这片天府之国的土地上过着虽然不一定富足、但至少没有性命之虞的日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甚至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国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们曾经为军阀混战卖命，也许他们起初参军只是为混口饭吃，甚至也可能干过一些欺压百姓、争权夺利的事情。但他们都抱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国家有难了，我们就必须为国家出力！

民众欢送川军将士出川抗日

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

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宁可长眠于战场而决不后退。

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整个国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走完了八年抗战！

我们可以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为我们付出过的牺牲。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我们，理应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三）

建川博物馆的“川军抗战”馆里有一面著名的“死字旗”，系川军战士王建堂在出川抗战前由其父亲王者诚赠送，上面一个大大的“死”字触目惊心，旁边的小字更是字字千钧，令人过目难忘：“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无畏前行，视死如归，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王建堂接受死字旗场景（摄于建川博物馆）

王建堂毕竟还是幸运的，他虽然数次担任敢死队长，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但终究还是活着回来了。而更多的川军士兵，此时已经埋骨他乡。

1938年1月20日，川军将领刘湘去世前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抗战期间，川军阵亡、失踪近30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埋骨在了异乡，甚至没有人为他们树立一块墓碑。

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外立起了一座“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以雕像为主体，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川军士兵，他穿草鞋，打绑腿，身着单薄军装，背挎大刀和斗笠，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双手斜端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副英雄无畏的战斗姿势。

这座雕像，是对战死在异乡的30万川军将士最好的纪念。

关于这座雕像，有一个无法考证却感人至深的传说。有一年冬天，在成都东城门内一个汤圆摊上，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士兵，默不作声地一碗接一碗地吃汤圆，当摊主端上第四碗汤圆时，那位士兵却突然消失了。摊主仔细回想，惊讶地发现那位士兵的相貌和城门桥头的无名烈士雕像一模一样。“铜像显灵了！”“前方战死的娃娃想吃家乡的汤圆了！”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含着热泪在无名英雄像前摆上一碗碗汤圆作为祭奠。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四）

川军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不仅在当时令侵略者为之胆寒，更流被后世，直到现在令所有四川人都为之骄傲，每一个四川人谈起抗战时的川军时，都会由衷地感到自豪，那种深深的感动与敬意几乎浸入骨髓。

还记得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不知是谁率先喊出了“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的口号，一时哄传网络，无数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这句话。可以说，正是川军将士们的流血牺牲，才让四川人有接受这句话的底气！

抗战中的川军将士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尊重与认同，也在告诉生于和平岁月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民族最不堪回首的那一段历史中，我们的先辈是多么的可敬。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川军抗战的历史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连“无名烈士像”也于1965年被拆毁，几乎整整一代四川人，并不熟悉自己先辈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连刘湘、唐式遵、邓锡侯、李家钰、王铭章这些川军抗战将领的名字都少有人知，。

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重新正视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功绩。

1986年，一部名为《血战台儿庄》的电影上映，影片真实再现了川军将士浴血杀敌、王铭章将军率部殉国的历史。

《血战台儿庄》王铭章将军追悼会剧照

1989年8月1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在万年场二环路口重塑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2006年迁移至人民公园）。

2005年8月15日，成都建川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川军抗战馆”作为其中一个单独馆舍，全景式展现川军抗战的历史。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川军抗战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