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揽镜自照

——在王晓阳散文集《如是我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荣宏

我曾经是绵阳日报的一位普通的基层作者，稍微年长一点的，大多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曾非常真诚地扶持我、帮助我、厚爱我，让我端稳了饭碗，因此，我对这份报纸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对这家报社的各位老师尤其是老总，难免有点诚惶诚恐，这是一种“后遗症”。我相信，在座各位能够原谅我。

之前接到预报，说，我可能第一个发言。而且是马平大哥主持会议。马平何许人也，当今文坛一匹老黑马也，写作方面的事情，吹拉弹唱玩了个遍，尤精于小说和研讨（座谈）会主持业务。这就更加让我紧张了。让第一个发言，貌似一种殊荣，实则是考验、是挑战，尤其是这种写作方面的研讨会，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主持人在有意“挖坑”。如果我拔高了，请各位眼睛一闭，去掉一个最高分，如果我贬低了，就请作者去掉一个最低分！评论家的名声不佳，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果我说得不对，责任完全在我本人，不是所有评论家的错。

初读王晓阳兄的文章时，他还在电台工作，我还在游仙电视台打工。掐指一算，一不小心就是二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我记得，那篇文章是发表在《绵阳广播电视报》第三版头条的，不长，1000字以内，流畅、紧凑、节制、内敛，颇有“当于行则行，当于止则止”之感，当时我就想，此人是个写文章的料！如今，广播电视报和蒋北川都作古了，简直恍若隔世！

为什么我对王晓阳兄会有这种第一印象呢？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职业特点，都有自己特殊的气质、味道和腔调，新闻写作者有新闻写作者的气质、味道和腔调。新闻写作者一定会长于报道（事件）事实，长于客观、长于现象、长于动作（行为）、长于简略，长于当下，长于现场，而短于主观、短于本质、短于心理、短于过程、短于细节、短于感性，短于气韵、短于节奏、短于主观体验、感觉、意识、思想，短于情感的抒发。新闻的写作，作为一种有用的“应用”（工具性的）文体，和种种“无用”（审美的）之文体写作之间有若干不同。如果是一个公文写作者，一定只能一本正经、“团结、紧张、严肃”，不敢“活泼”，不敢轻松、幽默，不敢恣意放纵。新闻文体和公文文体讲究中规中矩、讲究正确甚于追求尖锐、深刻。但王晓阳的文章，似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应用文体写作者那种特有的气质、味道和腔调。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暗暗地期待着读到他更多的文字——也许是一本书或者无数本书。

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我回忆起作家余华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两辆卡车相撞，两个司机当场死亡。有记者报道了此事，但这个记者特别的地方是，他多写了一句：两车相撞，“发出巨大声响，公路两边树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有些死去，有些昏迷。”假如一般的新闻记者写，一般而言，可能会仅仅限于“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两辆卡车相撞，两个司机某某和某某当场死亡”即戛然而止。但这个记者却写出了后面那一部分：“发出巨大声响，公路两边树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有些死去，有些昏迷。”一定程度上讲，这位记者接近了一个文学作家。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可以到事实（事件）为止，简要、概括；但文学是感性（感觉）之学、过程之学、细节之学、具体之学，所以，必须展开事件、描绘事件、让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种种情状一一呈现，甚至可能还要追问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法律意义和非政治意义、非社会意义、非法律意义上的前因后果。

在我的期待中，《如是我文》姗姗而来。虽然就像人们所盼望的“正义”一样，总是迟到，但是，毕竟来了。因此，我满有兴味地，一口气便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文章，包括侯志明书记的序言，一字不落。

每读一篇，我就沉吟三、五秒。读完整本书之后，我至少发呆达半个小时以上。我在想问题。我想什么呢？我在想，这本书是王晓阳的，又好像是我的；是王晓阳在写、在思考，又好像是杨荣宏在写、在思考；作者似乎是王晓阳，又好像简直是杨荣宏。王晓阳就是镜子里面那个我。也许大家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跟晓阳兄的经历大体类似，我们心意相通，感同身受也。

《如是我文》收录了几十篇文章，我不能在这里一一点评。只选少量的篇什来聊聊。我比较喜欢他的《凝望西柏坡》一文。作者用“为什么是西柏坡？”“他们在西柏坡做了什么？”“他们在西柏坡留下了什么？”三个疑问句，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地，一一作出了酣畅淋漓的、铿锵有力的回答，我能够从行文中明确地感觉到作者所传达的那种特殊的、强大的“气场”。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和美学共同使用的一个概念。中国美学特别重视“气韵”，推崇“气势”。气是生命的能量。我们说一个人或者一篇文章、一幅绘画“真宰上诉、元气淋漓”，那是最高评价。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气”了，意思是说，他已经撒手人寰——“拜拜”了。气是内在根本，韵和势是外在表现，无论怒气、喜气，必须首先有气。有气，才能谈得上气韵和气势，行文才有推动力、成文才会有感染力。

我也特别留意到了《伤痛刘公岛》。与其说，作者是在写刘公岛，毋宁说，作者是在借刘公岛反思历史、警示当今、告诫未来，刘公岛只是他发表感慨的由头。此文优点在于作者读了不少书，在于作者不是一个普通游客。缺点似乎也在于此。他的心思在书（博物馆）而不在于场（现场），抒发感慨的目的性太强。就如作者自己所言，“置它（刘公岛）美丽的自然风景而不顾，绕过喧嚣的人群，避开叫卖的商贩，直奔甲午战争博物馆。”作者是一个“对甲午的史实耳熟能详”的读书人，与其说是去寻找触发之点，不如说是去印证早已从书中获得并一直萦绕脑际的那些猜测、想象和看法。但，文学的价值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感染和启迪。美学是感觉之学，文学是“具体”之学，没有诉诸感官，不具体、不及物，再高明的见解都不能打动人，最终都会流于空洞说教，导致其力道大减。我感觉，这篇文章，就算不到刘公岛也能写出来。历史题材的写作，看似容易实则难，要想出彩，必须得有史料（史实）方面的新发现或者对史料（史实）的新认识，或者有自己的新表达，是要拼气质、学养、见识，拼技巧、拼才华的。

我对媒体人的政论时评写作，有一种期待，就是敢于以问题为中心，不回避真问题、基本问题、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直奔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而去，最好能够锐利些、通透些、彻底些，以便廓清事实、追索真相、阐明道理，达到释疑、解惑、传道的目的。当然，也许，对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来讲，这是太过苛求了，今天提出来，可以当场作废。总体来看，晓阳兄这本书，既有相当多的佳篇美什，也有部分篇章个别观点值得商榷。比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不是就不能支一张麻将桌呢？他是极其不赞成的，我却真心拥护。对于王晓阳和陶渊明这样的阳春白雪而言，诗酒才算人生；但对我和四海内外的下里巴人来讲，我们的“国粹”——麻将就是桃花源……最后概括几点：

一、这是一本固守之书。他是一个学中文出身的新闻工作者，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文学梦、写作梦始终大梦不醒，一直念念不忘，一直试图固守这个精神的原点和基点。这些文章，就是作者的梅兰竹菊，就是时下不少人案头的菖蒲、香水莲、阳台上的多肉植物，就是他的私密后花园。

二、这是一本走神、开小差之书。作为滚滚红尘之中穿梭奔忙的新闻宣传干部、领导者，在正襟危坐的种种时刻，他也走走神、开开小差，脑子里闪过丝丝缕缕的这种、那种念头，把它记录了下来。王晓阳兄那匆匆行色，不少文章中都有反映，其中又以到济南访名泉的动作最为典型。散文，不外乎叙事说理抒情，事、理、情三维一体，彼此可以侧重，但从不互相排斥。事要慢慢叙，理要慢慢说，情要慢慢调，总之，节奏要慢才好，有道是文章是慢出来的、闲出来的，是酝酿、品咂、玩味出来的，但是，他太忙了，太快了，太仓促了……

三、这是一本疗愈和慰藉之书。正如王晓阳先生在书中所说，他其实是个资格的读书人，在他的行文中，我们也常能感受到一种若隐若现的书卷之气。虽然，他的仕途应该比较成功了，当了总编辑，但书生本色未丢，势必相对脆弱，毕竟还不是那种在官场中玩得风生水起的厉害人物——那样的人物是有金钟罩、穿铁布衫的人……也许他还不是。七情六欲是我们的本性，又是我们的软肋。一个人，人有多真、情有多深，伤痛便有多狠。因此，他自然也会常常受伤，因此，还得不时借助写作来舔伤、敷药、止血、消炎。迟子建说过，一个正常人是当不了（文学）艺术家的。文学艺术家，谁能没有点儿病和痛呢？

四、这是一本不舍与不甘之书。这种非应用性写作也许没有其他的功用，但一定是对自我的探问和对自我的呵护。写作者之所以写作，其中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自我，不仅不愿意放弃自我，还试图塑造自我、实现自我。我们回过头去看王晓阳写作之路的起点，不难判断，如果给他机会，给他环境和条件，他的写作之路可能会顺畅得多，成就还会大得多。我从他的文字里读到了他对文学的“不舍”和“不甘”。不过，这就是人生啊。

五、这是一本徘徊在生存和存在之间，偶尔“不知所之”的书。实话实说，我从《如是我文》里读出了王晓阳的挣扎与困惑。最近读到一本书《刚刚》，作者在书的末尾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语言的肉身载体，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只语言伸向存在的触角……”他说，“每一个人都在尝试着使用语言说出自己存在的感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尝试着使用语言说出自己存在的感受”，我不敢断定，但我知道文学写作者一定在进行着这种尝试。我们知道，生存和存在不是一回事。是生存还是存在，是追求当下的稻粱，还是奢望长远的影响？大概他一直也在纠结中。生存，是对当下负责，存在是对历史负责。咱们中国的读书人，从古至今都在为现实的成功和未来的影响力而彷徨犹豫、矛盾纠结。晓阳兄也不例外。写作者，著书立说，谁不想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从事新闻工作的王晓阳，白天面对的是当下，从他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晚上可能会将自己的思绪飘向遥远的过往。我相信他对时间是有比较深刻的感知的。我也相信，他和我一样，知道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是多么无情、严苛和残酷。有人说，人啊，太微不足道了，如果某一天一把火把我们烧掉，能扒拉出几颗舍利子来哦？这话有点毒，但让我极为震动。

当然，我以为我读晓阳兄犹如读我自己，这可能是把自己吹凶了。他比我写得好。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新闻（公文）写作是公共写作，而文学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私密行为，是独白和私语。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交流，最佳状态应该是耳语。我今天的发言，本来是跟晓阳兄之间的“耳语”，不应该拿到公开场合来说的，但我已经毫无遮拦地说出来了。在此，我要特别申明，以上所言，只是我对王晓阳初浅的解读甚至只是猜读，也许还是误读，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恰当。敬请大家批评。

（杨荣宏，笔名杨汶山、蒲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现任教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从事创意写作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