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地势复杂,在不同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多种气候,其中由于季风环流与地形、纬度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大半个中国都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之下。
每年夏季,在夏季风的主导下,雨带由南向北缓慢移动。因此,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黄河流域在夏季往往出现洪灾,而抗洪救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成为国家重心,牵动着全国老百姓的心。
中华民族历史几乎各朝各代都进行了治水工程。因为水是生命的源泉,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好了水可以补充灌溉,提供水源,而若是处理不好水与人的关系,就会导致天灾人祸、生灵涂炭。而治水不仅仅在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放眼纵观全世界,有江流途经的国家思考着如何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水源,而缺水的地方则思考着如何调水、留水。
在维基百科词条上“十大致命洪水”词条上,排名靠前的四个都发生在我国,而十个名额中光中国就占据了五个。根据《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活动的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到各朝代治水活动是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的。在民国之前,最大的一起水灾要数清朝1887年黄河决口事件。
1887年9月30日(光绪十三年),中国河南郑州下汛十堡发生黄河决口,此次黄河决口造成的水灾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数百万人在这场天灾中受到影响。清史研究者夏明方称其为“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彼得霍夫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
尽管水灾发生以后朝廷立马采取了相关措施以减小损失,但是这次水灾的发生仍然对后来的清朝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郑工”这个词,它实际上指的是清廷举办的堵决工程。在水灾发生后清朝廷曾经屡次向银行借款,这整个工程耗资巨大。
似乎在我们眼中看来,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与这场水患似乎毫无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它之前无数大小事件的交互影响有关。
我们知道北洋水师在战争中的全面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尽管北洋水师在之前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八”,但是在1887年黄河决堤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灾后建设,因此北洋海军在1888年后因为经费紧张而无法更新舰船和武器,以至于甲午中被日本吊打。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安抚百姓,百姓对清政府的信心日渐消失,转而将更多的信心寄托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身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打响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确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清朝1887年黄河决口事件中仅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1931年江淮水灾”。1931年汉口和江淮降雨量远高于往年,到了8月,武汉大半个城区都被淹没,长江下游地区的灾情也不容乐观。四十万人被淹死,数百万人在逃亡路上迁徙,损失的财产更是不计其数。
“1931年江淮大水”被广泛记载为世界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就在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日本来趁火打劫了,日本不顾往日恩义,在中国挑起了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炸毁自己修筑的南满铁路,借口称中国军队所为,趁此机会侵占沈阳。而这时的中国“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1931年的冬天“农民均栖息于水中,“秋收绝望,来年也无力耕种”,并有165万人在逃荒之中。
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而日本却全然忘记8年前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对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后的日本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援助,甚至派出的救援队是国际上第一个抵达灾区的。前清朝皇帝溥仪在得知地震消息后,立即表示要捐款给日本政府。根据溥仪外籍帝师庄士敦回忆录的纪录,溥仪回应道:“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我们真正对日本感到同情。”
历史不能改变,而经验教训则是宝贵的财富,因此中国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如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小浪底水利工程等。
在下一次灾难发生之前我们该如何预防,而在灾难发生以后又将如何重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科学的体系。但是若要从根源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应该学会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开发、合理用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931年江淮大水》、《九一八事变》、《大正关东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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